［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7)03-0153-07 在十七年文学中，新上海被赋予了无产阶级左翼意义，并消除了原有口岸城市的所有资本主义逻辑。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业中心这一概念中，体现着消除城市历史由多元而引起的差异与不统一的内在含义。事实上，这一时期的文学并非人们一般认为的只具有单纯的政治原则。政治性是存在的，但其目的是为了在以否定性形式表现上海资本主义与消费性日常性生活形态之后，确定关于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突出国家工业化逻辑。这一事实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不仅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国家工业化题材相连，而且构成了其表现基础。 一、巨型规模的工业题材文学生产 这一时期文学中斗争题材与生产题材是两大模式，而事实上，“斗争”题材自一开始也显示出上海作为新中国城市的单一生产性功能。《钢铁世家》一剧更突出了从“斗争”转向“生产”的城市功能过渡。从军代表马援民就任工厂厂长始，他便以“工厂是属于我们工人阶级的家”为号召，动员工人们的现代效率与节俭观念（这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为新中国工业服务。剧中按惯常模式设置了特务破坏这一情节，但它没有像文革时期文学中将“斗争”作为全剧主线，特务在剧本开始不久便被抓获，阶级斗争没有成为全剧主要内容，当然也不构成工人阶级现代性的主体。工人阶级的工业生产恰是作者表现的主要意图。《一家人》中关于老工人惨遭殖民者迫害，以及杨家“为工人争气”的血统分析，成为最后完成五万台发电机制造任务的精神支撑。城市的社会主义国家性与单一的公共性成为国家工业化的有力保障，这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点，也是这一时期文学中上海想象性叙述的核心，上海 （也包括其他大城市）成为国家大工业的单一象征符号。从上海城市形象的两大谱系来说，可谓是集大成者。 在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大跃进”时代，上海的工业题材文学达到了相当丰富的程度，以致成为上海与其他地域创作的重要区别。魏金枝在谈到上海解放十年来短篇小说成就时，首先提到的就是工业题材：“这几年来，描写到工业生产的，也已有了相当大的份量，再从描写的题材的范围来说，虽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广阔而多样，却比解放初期无人敢写工厂的那样的情形，已经好得不知多少了。”[1]魏金枝认为，始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的工厂文学，到大跃进时代，已经进入成熟期。到 1959年，这一类小说作品数量多得惊人。有人在谈到1959年小说创作时，将这一类作品放在首位：“在1959年，上海作家、业余作者和在上海文学刊物上发表的短篇小说中，取材于工业题材的占有很大比重。”[2]论者将其分为“反映大炼钢铁的”、“反映大跃进以后工业的重大变化的”、“反映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和技术革新的”、“反映铁路运输大跃进的”、“反映工厂里先进和保守斗争的”、“反映整风运动以后工人和工人关系的进一步融洽的”、“描写老工人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忘我劳动和退休工人渴望继续参加劳动的”、“描写大跃进中师徒关系的”等等，都强烈而真实地反映了上海工业战线上的生活面貌[2]。在这位论者的述评当中，对工厂题材的论述已占所有题材的半数，总计评论18篇小说；而对于城市其他题材的作品，评论者只选了些茹志鹃的《如愿》（取材于街道）与庄新儒的《两代人》（取材于商业）之类的作品。电影文学方面的情形也基本一样，自“大跃进”开始，城市工业题材猛增，“而且绝大多数又是反映上海这一地区的”，“如果说，大跃进以前的几年间，电影文学反映这一地区的特点还深感不足，那么大跃进以来，这个不足得到了大大的弥补”，“大跃进以前的几年间，包括反映工人斗争历史的作品在内，仅仅有四个，而1958年一年间，就有了二十多个”[3]。在工业题材中，钢铁题材又占据重要位置。该年以钢铁厂为内容的电影就有芦芒的《钢城虎将》、艾明之的《常青树》与胡万春的《钢铁世家》，而在1959年，则仅有艾明之《伟大的起点》这一部电影作品。比较而言，上海方面的乡土题材与知识分子改造题材的作品却十分罕见。据瞿白音的说法，到1959年，“反映上海郊区农村的电影，则还一个都没有”[3]。这无疑说明了工业题材在上海文学中明显的等级优势地位。 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还有上海本地工人作家群的兴起，这似乎更说明了上海城市文化、文学关系中的权力因素。它说明，工业题材是一个被国家培养起来的门类。20世纪50年代初，上海创办了以培养青年工人（也包括农民，但很少）为主的文学刊物——《群众文艺》，还发起了“上海市工人红五月文学创作竞赛”等活动。同时，上海市委指示各文艺刊物在厂矿发展工人通讯员，《解放日报》《劳动报》和电台先后举办多次通讯员讲习班，上海市文化局和市文联又合办了工人文艺创作组。这些通讯员起初是用口述向记者报道工厂生产情形，不久便开始练习创作。1956年在北京召开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以后，上海市团委和中国作协上海分会设立专门组织，创办《萌芽》，以刊载青年工人作家作品为主。至1958年“大跃进”，工人创作队伍更加扩大，各机关办刊物也陆续出现。如上海市工联的《工人习作》，上海市群众文艺工作委员会的《群众文艺》，还包括各区与各大型企业党委宣传部办的文艺刊物。中型以上的工业企业都建立了创作组。1958年上海的《文艺月刊》《萌芽》还编辑了工人创作专辑，并出版工农兵创作丛书（其中主要是工人创作）。1958年，据说上海已形成七十万人的群众性创作队伍（也包括美术、音乐、曲艺等），群众创作达五百万篇[4]。在这场工人创作运动中，出现的较知名的作家有胡万春、费礼文、唐克新、福庚、孟凡爱、张英、李根宝、郑成义、徐锦珊、郑松年、丘化顺、俞志辉、胡宝华、楼颂耀、谷亨利、高金荣、刘德铨、陈继光等等。 如此情形，一方面说明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中国国家工业化迅猛发展①，工业化逻辑开始全面进入城市生活②。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人们对工业化的热烈期许。即便是文革时期的作品，也仍然呈现着对工业化的狂热崇拜。时人在评论《典型发言》中任树英的政治先进性时有这样的表述：“她胸中装着一个使整个电视工业战线都‘飞起来’的美好理想，这个美好理想已经超越了一个工厂，一个局部，一个狭隘的范围……任树英想到的是整个阶级整个革命工业，所以才能有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才能打破人与人、厂与厂之间的界限，积极支持‘先锋一号’这一新生事物。”[5]在以上的赞美语句中，抛弃政治上的说教不说，也隐含着某种工业逻辑，即工业属性对原有社会组织生产组织的扩张性与强大的摧毁力量，并上升为一种政治意义对其加以保障。包括《海港》在内的工业文学，其中不仅阐释政治，也在阐释工业扩张的神话与内在逻辑。而且，之所以在“大跃进”年份中，上海工厂题材达到顶峰，自然与“大跃进”时代人们极端的“赶英超美”的工业化宏伟想象有关。在这种情形下，终于建成了年产60万吨合金钢厂的任务。即使是乡土题材，也同样表现出工业化逻辑。《上海文学》 1959年12期发表的上海郊区歌谣中，14首歌谣中有6首属于物质进步主题，涉及机器生产、电力灌溉、河堤加筑、新式楼房、新式服装与城市化，还有2首属歌颂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如“食堂好”、“颂后勤四化”[6]，表明了农村传统生活向以工业为主导的现代生产、现代社会组织的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