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7)03-0187-06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全国性文学组织，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但长期以来，学界对文协及其重要作用的研究却一直比较薄弱。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研究者未能抓住文协的特殊性质，根据文协自身的历史特征来展开研究，而是套用研究一般文学社团的思路和模式来研究文协，把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文学组织的文协变成了没有边界的存在，暗中取消了研究对象的历史存在。本文认为，文协与现代文学史上的一般文学社团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以全国文艺作家对“抗敌”这一历史目标的认同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民众团体，而不是以某种共同的社会文化空间或者文学观念为基础形成的文学组织。因此，文协最基本的历史特征就在于：它是一个自觉而明确地以组织和领导全国文艺作家从事抗战文艺运动为目标的全国性文学组织。文协的组织形式，《抗战文艺》的编辑出版，以及文协的理论批评活动等，均体现了这个历史特征。我们只有从这个历史特征出发，才能把握文协之于新文学发展的现代意义。 （一） 在抗战初期的历史情境中，一方面是全民族的抗战事业迫切需要散处四方的文艺工作者迅速组织起来，“共同参加民族解放伟业”，“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敌寇，争取胜利”[1]。另一方面，随着上海、北平、南京等文化中心城市的陷落而四散流亡的作家们，也同样迫切地希望“在一个大组织之内，广泛地，有计划地来发挥我们战斗的力量”[2]，参与救亡图存的民族抗战事业。文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应运而生的一个组织和领导全国文艺作家从事抗战文艺运动的“中心机关”[3]，全国抗战文艺运动的“总指挥部”[4]。 文协的组织形式，尤其是总会与各地分会之间的关系，首先体现了文协试图把全国文艺作家组织起来，在总会领导下共同从事抗战文艺运动的历史特征。 为了实现把全国文艺工作者纳入一个共同的组织，“在总会的协助与指导下使文艺工作得到统一的策略与步骤”的目标[5]，文协成立之后，很快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积极在全国各地建立分会和通讯处。文协组织部在第一年度的工作报告中，详细报告了文协建立分会和通讯处的具体方式： 总会为了团结全国作家，加强抗战文艺宣传起见，因由理事会通过组织部的建议，推周文，李劼人，朱光潜，罗念生，马宗融等为成都分会筹备员；巴金，夏衍，盛成等为桂林分会筹备员；穆木天，朱自清，沈从文，施蛰存等为昆明分会筹备员；谢六逸，蹇先艾，张梦麟等为贵阳分会筹备员；楼适夷，许地山，欧阳予倩，戴望舒，萧乾等为香港分会筹备员；陈北鸥，田涛，孙陵，姚雪垠，臧克家等为宜昌襄樊分会筹备员。请各地筹备员在指定时间内，成立各地分会，推进文艺宣传工作。[6] 除上述分会之外，内江通讯处[7]，延安分会，自流井通讯处等，也都是事先取得总会同意，按照会章规定的组织程序设立的。[8]文协这种先由总会指定筹备负责人，再由负责人在指定时间内成立分会的组织形式，本身就具有相当浓厚的集权色彩，明确体现了把全国各地的分会和通讯处置于总会领导之下的意图。 各地分会和通讯处建立之后，文协又及时指导工作方针，要求各地分会的工作方针须“经总会核准”才能付诸实施[9]，坚持对各地分会的工作进行具体指导。襄樊、宜昌两分会成立后，总会即“先后快函，指示会务进行方针”，对昆明分会则“除分函杨今甫、朱佩弦、沈从文、施蛰存、穆木天诸先生指导会务外，并随时通信，取得密切联系”[10]。而各地分会也积极与总会取得联系，讨论具体工作事宜。宜昌分会理事段公爽曾借“因公来渝”之便，“与总会接洽分会会务进行事宜”[11]，成都分会也有派周文为代表专程前往总会商谈“今后会务推动办法”之举[12]。在战争环境中，总会对分会工作的具体指导虽然不一定能够落到实处，但却明确体现了文协自上而下领导全国抗战文艺运动的基本特征。 对于会员人数太少，按会章规定不能设立分会或通讯处的地方，文协则采取由总会指定理事个别推动的方法，以尽可能扩大总会对地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推动作用。比如乐山因会员太少，不具备设立分会或通讯处的条件，文协就指定陈西滢理事负责推动当地的文艺工作。[13] 这样，文协实际上等于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以分会、通讯处，以及个别理事专门负责等三种具体形式，从组织上确立了对全国文艺运动的领导地位，而这种组织形式也就成了文协领导全国抗战文艺运动之意图的直观呈现。 （二） 除组织形式外，《抗战文艺》的编辑出版，以及文协的不少理论批评活动，同样体现了文协旨在领导全国抗战文艺运动的历史特征。 正如其《发刊词》所说，文协的根本目标是组织和领导全国文艺作家从事抗战文艺运动，《抗战文艺》则是具体推动和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武器，“全国文艺工作者前进的道标”[14]。因此，文协同人理想的《抗战文艺》乃是一份“推动全国抗战文艺运动的中心指导刊物”[15]，它应该“及时的抓到社会上急待解决的问题，加以讨论和指导”[16]，“随时有计划的共同订出工作方针”[17]，指导全国文艺工作者积极有效地开展抗战文艺运动。因此，《抗战文艺》区别于一般文艺刊物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围绕着指导全国抗战文艺运动的编辑方针，经常以文协同人集体意见的形式，对抗战文艺运动的有关问题发表规范性意见。1938年5月的《怎样编制士兵通俗读物》[18]和1938年11月的“怎样坚实的建立沦陷区域的文艺工作”[19]，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1940年下半年，出版部同人又决定以《抗战文艺》的名义定期召开座谈会，以便“集合多数人的意见，对于当前文艺上成为问题的问题给予集体的解答”（姚蓬子语）[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