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7)03-0094-09 考察“五四”以来新文学观念的变化会发现，以1927年大革命失败为界，文学的知识体系呈现出不同的面貌。20年代上半期，虽然文学界关于文学之功用有“为人生”、“为艺术”等不同倾向，但大家对文学之本质、特性的理解是共通的，均依据一套新人文主义式的文学知识体系①。其要点在于将文学视为个人情感的表达，而这种表达因人类情感的共通性而具有潜在的普遍性和普世价值。英国批评家温彻斯特标示的理解文学的途径——“舍一切外缘而不问，深求文学自身之要素”[1](P9)，实际是这一体系的方法论基础。而20年代后期的转变在于，随着以唯物史观为代表的社会科学观念的兴起，人们意识到仅从文学自身求文学解释之不足，转而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史的角度理解文学之特性与功用，并赋予文学更直接的实践使命。其借助的资源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脉络下的“科学的文艺论”，尤其是苏俄构建的“唯物史观文学论”及它们的日本翻版；同时，作为理论源头的泰纳等人的文学社会学亦随着这一潮流的带动而重新受到重视。相关理论的译介高潮集中于1928年至1932年，而它的历史影响甚至可以说一直延伸到80年代。 一、接受唯物史观的普遍基础 对于唯物史观文学论的兴起，一般会将其理解成共产党政治力量在文学领域中的延伸。但这种叙述掩盖了历史发生时的复杂性。因为，当时接受、认同唯物史观的并不只是在政治上跟随共产党的人，许多不同政治派别以及不参与政党政治的人都表示对唯物史观的兴趣，并认为唯物史观是解释文学现象的正确途径。在译介唯物史观文学论的作者中不乏国民党左派的樊仲云，托洛茨基派的余慕陶，“第三党”的张资平以及苏汶这样的“第三种人”。在1928年以后出版的文学论中大部分都承认“唯物史观”是理解文学现象的基础理论。像30年代北平出版的几种“文学概论”，或声称“编者深信‘唯物史观’是唯一的科学的研究方法”[2](P1)，或表示“应用唯物论的见地确定文学的观念”[3](P1)；即便不完全采用唯物史观者也说“文学为社会意识形态之组织力”[4](P6)。而这些作者往往并无明确的政治面目和直接的政治诉求。恰如《新文学概论》的作者陈北鸥指出的： 史的唯物论之方法在今日益发广泛的渐渐被适用，而且那并不是只由于这学说公然的赞成者而已，更是由于那些从来没有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的适用。精神生活上的经济因子之作用的分析，现在成了历史的必要。它的影响成了文学批评家不能不知道的了。[3](P137) 因此，唯物史观文学论的兴起虽有其明确的政治背景，但不能简单归结为党派政治的直接产物。 如果对照同时期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情况，这一点会看得更清楚。事实上，唯物史观虽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背景，但它更多地是在言论界、知识界以世界观、认识论的形态被译介而区别于政治领域内直接的行动理论和策略。因此，它的介绍、传播与左派政党的政治起伏并非完全配合，反而呈现许多错位和落差。德里克在《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 1937)》一书中就指出，在1925年到1927年的革命高潮时期参加革命运动的知识分子对于共产主义的基础理论并无坚实的掌握[5](P31)。以“新兴社会科学”名义出现的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大量译介反而在革命失败之后。而且，1928年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取向并不都是为共产革命提供理论支持，恰恰相反，“最初的关于中国社会的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正是尝试去反驳、而不是去支持共产主义的革命策略”[5](P20)。因为，1928年之前有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译介多零散而随意。而在革命时期，具体革命策略引发的讨论和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因此，对现实革命策略的不满不但没有导致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反而激发了大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兴趣，并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发挥相关理论。乃至，“许多人宣布与共产主义的政治方针断绝关系，却将马克思主义奉为其思想指针”[5](P46)。同时，许多未经革命现实洗礼的知识青年也在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和倡导共产革命。他们的向往共产革命与其说是出于对现实革命的认同不如说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认识论——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充分的信任。像从日本归来的后期创造社成员就声称：“唯物史观已成了唯一的真正的历史哲学，要它才可以解释历史，改变社会，推进人生。”[6]这些不同向度的言论共同组成了大革命失败后思想领域内“新兴社会科学”的研究高潮，它们与政治领域的共产革命构成既呼应又对立的平行关系。 同时，有必要指出，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新的“科学”体系在不同领域所产生的影响有相通性，亦有所差别。相通处在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传播普遍导致了对“社会”的发现，导致了“阶级”观念的流行，导致打破学科自律，强调整体性、关联性的思考，以及导致了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新思考。不过，由于各知识领域原有状态的不同，使得唯物史观所产生的影响有着不同的针对性和发展向度。在社会科学领域，由于中国的本土资源薄弱，其原有问题、理论多直接倚仗欧美，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意识将社会科学知识与认识、改造中国现实联系在一起，被一般青年广泛接受[7](P191)。因此，20年代后期，“社会科学”一度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而在史学领域，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唯物史观的引入扭转了“五四”以来“新汉学”的风气而重新接续上了“新史学”的社会史传统[8]。同时，社会史论战也成为讨论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主战场。而在文学领域，大革命失败后展开的“革命文学论争”，其根基同样在于中国革命性质、革命步骤的讨论。不过，与社会性质论战、社会史论战不同，文学方面的论争特别触及到知识阶级自身的精神思想状态、意识转换等主体性问题。而这种转换是通过批判既往的文学观念而展开的。可以说，与社会科学、史学等知识领域不同，有关文学观念的构建在中国自始至终超出观念论、知识论的意义，它更多地与知识阶级的自我理解、主体状态相关。因此，要考察唯物史观与文学论结合的内在逻辑，就有必要理解文学观念是如何与知识阶级的主体构造建立历史联系的，也就是说必须找到唯物史观与文学结合的历史中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