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纪之交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中，以项小米、马晓丽、裘山山等为代表的女作家的崛起，无疑是最令人注目的亮点。这倒不仅仅是因为多年以来军旅长篇小说创作鲜有女作家作品问世，她们的涌现就为军旅文学营建了别样的景致（虽然这也可以成为欣喜的理由），而是因为当她们刚刚迈向长篇小说领域的时候，就不动声色地显现出敏锐的思想和出色的艺术驾驭力，为军旅长篇小说创作乃至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质点。军旅长篇小说因之而霍然亮丽，她们亦因之而卓然有别。 限于篇幅，本文仅以项小米的《英雄无语》、马晓丽的《楚河汉界》和裘山山的《我在天堂等你》为例，对其创作中所呈现的艺术新质作粗浅的勾勒，以期对当代军旅长篇小说创作有新的认识。 一 项小米：革命历史与人性的拷问者 项小米从事小说创作始于1985年，但真正给文坛带来冲击力的还是1999年创作并出版的长篇小说《英雄无语》。小说以“我”对从事特工的“爷爷”一生历史的追问，重新评价与审视那些被历史湮没的特殊英雄，以抨击当今市侩的功利主义哲学为表层，通过“我爷爷”与她的三个“奶奶”半个世纪的个人恩怨，以及名字叫每的女儿的悲剧命运反思，重新拷问革命文化中那些非人性的内容，以人性撬动历史，撞击灵魂。这里，革命历史的行程与事件已不是小说被动依赖的客体，而是她反思历史，张扬人性的载体，这使得《英雄无语》摆脱了历史本身而获得文学的灵动与飞扬。 项小米的“爷”是世纪之初就投身革命从事地下工作的老特工，他传奇而神勇的一生却一直是一个无法知晓的历史之谜，这成为多年来萦绕在项小米心中难以释怀的症结。她迫切地希望能探究并破解这一历史的谜团，特别是当她知道故乡连城（闽西）与瑞金仅二百里之隔，同样也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牺牲时，一种强大的震撼力冲击起她对历史言说的愿望。她四下龙岩体验这块圣土上的神圣与悲壮，感悟大山的伟力给予“爷爷”的抱负与活力（包括制约力），体察客家文化的底蕴给予“奶奶”的魂灵与依托。在一切烂熟于心之后，她冷峻而睿智地以人性为支点开启了尘封于历史深处的“爷爷”、“奶奶”和每的历史。 “爷爷”是一名资深的共产党员，一位曾在“特科”工作的出色的地下工作者。工作的环境与性质使他必须恪守组织严密的纪律和神圣的誓言，必须默默地独自承担随时可能降临的危难甚至牺牲。这种面对组织，忠诚英勇，一诺千金，即便牺牲生命亦无怨无悔的近乎严酷的教义渗入到“爷爷”的血液中，使他无论在建国前还是建国后都无言地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冷遇与不平，直至生命的最后消亡。但是，这种政治的悲剧并不是；“爷爷”悲剧生涯的全部，他更大的悲哀来自这信仰的背后人性的冷漠与无情。面对妻子，他简单粗暴，毫无信义，不讲道德心硬如铁，如同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面对子女，年轻时，他冷淡无语绝情绝义，任凭母亲心如刀绞亦无动于衷；年迈时，他渴望亲情，却又不通人情，难解人意，致使他的感情生活终生枯竭。更可悲的是，他对于这一点毫无意识。作为一个忠实的革命信徒，他收获了成功的果实，但作为一个丈夫，父亲，“爷爷”——一个应该有着丰富情感和责任感的男人来说，他品尝了失败的苦果。这位从闽西深山走来的农民，秉承了大山伟岸、坚强、粗犷的雄姿，也因袭了农民愚昧、粗暴和简单的因子。封建文化中的重男轻女的思想，更膨胀了他恶劣的本性，催化了他畸形发育的精神世界。在“爷爷”的骨髓里，只有革命的需要而没有亲情的义务，晚年趋向众叛亲离的绝境也就在所难免。通过“爷爷”的形象我们看到：革命往往是伴随着某种缺憾出现在人们面前的，“爷爷”就是带着浓厚的封建社会的投影和农民性走进革命队伍的。一部革命史的种种不足、甚或失误，可以说是与无数组成这支队伍的人们身上的缺陷紧密相关的。“爷爷”对革命忠诚无畏，对自己的亲人却无情无义，是那个时代相当一部分革命者身上无法摆脱的历史局限。但是，革命者也好，某种意识形态也好，归根结底都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上的，一旦其脱离了人性的轨道，无论它曾经多么先进，都会走向其反面并为人们所抛弃。“爷爷”的形象就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 同样令人震颤的还有“奶奶”。这位生下来三天就给“爷爷”做童养媳的农村妇女，深受客家文化的熏陶，一辈子含辛茹苦地操持生计，却遭受了难以抚平的创伤。她没有太大的理想，只想平平安安地生活下去，将自己的孩子拉扯成人。但就是这样一个基本的生存之路都几番走到了绝境。先是丈夫抛弃了她，唯一的儿子又被他派人领走而下落不明，之后又是唯一的女儿每也因丈夫的牵连在狱中染病，不久在饥寒交迫中死去。“奶奶”成了“孤人”。这是对“奶奶”最为沉重的打击（她只靠人求生的本能才延续着自己的生命）。正是“爷爷”的冷酷破灭了“奶奶”生存的基本希望，“奶奶”失望——希望——无望——绝望的精神之旅就将拒斥两字深深地烙在了心上。尽管“奶奶”后来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好转，但对于“爷爷”，“奶奶”所做的就是将拒斥两字再深深地烙进孙子辈的心上。这种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复仇方式，不得不使“爷爷”终生郁悒独行在精神世界的赤贫国度里，至死方休。 “奶奶”之所以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抗拒“爷爷”的存在，完全是战争与历史的残酷性剥夺了“奶奶”长期的人性需要（包括肉体的需要与精神的需要）所造成的。“奶奶”17岁圆房，19岁生下第一胎后，“爷爷”不屑与“奶奶”同房，每的播种也是一次极为偶然的心血来潮，之后，“爷爷”与“奶奶”再没有过任何的接触。这对于正处于情欲旺盛期的青年少妇来说，打击是极其残酷的。“奶奶”在上海那次对5岁的每，一改往日的温存，刹那间变形为魔鬼一般的妇人，涌动起恐怖的报复与残忍之心，丧失理智疯狂地暴打无辜的女儿，没有丝毫的怜悯之情。肉体的拒斥尚可以忍受，骨肉的剥离是对精神需要最无情的打击。制造这一切的“罪魁”就是“爷爷”。实际上，“爷爷”完全有能力扶助“奶奶”并给予她精神的补慰，但他根本没有这个意识，也根本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他以一个绝对的居高临下的君主霸气，颐指气使地蛮横“奶奶”，从未有过丝毫的歉意，这就使“奶奶”的心凉到了极点，对“爷爷”复仇就成为“奶奶”心中根深蒂固的极致心理。 每的毁灭更让人心碎。她的弱小完全可以不计，她的生命也似乎可以不计。她没有任何可以抵挡的力量，如同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她娇小而孱弱的生命不幸成了政治势力较量与搏杀的牺牲品，脆弱地断裂如同一片羽毛悄然地飘落无声无息。历史的残酷，人性的悲哀在这里血一般地凝结。它向人们昭示：革命不单是荣光与自由，革命也不单是幸福与欢乐，它还包含着一种永远弥漫在几代人心中莫名的情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