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叙述的危机 在文学的历史叙述中，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的“革命”一直是叙事的中心内容之一。 但是迄今为止，虚构文本关于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的叙述基本上偏重“知青视角”，便因此以“知青文学”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的潮流之一。虽然“知青文学”已经隐去，而“知青视角”一直影响着这么多年来的文学写作。如果从这一层次观察便不难发现，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写作其实在偏重之中有缺失。在当年的“革命”中，曾经是运动主体的青年一代经历了重大的角色转换，这就是由“红卫兵”到“知识青年”的心路历程，这一转换改变了那一代青年自身的命运，改变了他们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以及此后中国的命运。在“后革命”时代的叙事中，“知识青年”曾经是叙述的主体，关于他们命运的讲述成为讲述当代中国命运的一个长久不衰的节目。和“知青”在文本的悲剧基调相比，他们的前身“红卫兵”则像影子一般在文本中晃动，而且通常是漫画式的。比较例外的、而且笔墨最集中的关于“红卫兵”的叙事文本大概就是张承志的那本《金牧场》了（批评界对《黑骏马》、《北方的河》的重视远远超过《金牧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历史叙事的“断裂”）。这一“失重”的现象，恰恰说明我们尚未完成关于“文革”的叙事，甚至连叙事的焦点也模糊起来。对历史叙述的危机，我们始终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而这背后则是一个远比这一危机更为严重的论述历史的思想危机。 一九六八年是“红卫兵”转身为“知识青年”的关键一年。如果我们把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那场“革命”作为一个整体的过程加以考察，就不能不注意到“年代”的选择之于历史叙事的意义，“六十年代”因此成为一个不能忽略的概念。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六十年代断代》中说，“要谈六十年代的‘情景’，必然要从历史时期的角度去考察，而且要运用眼下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已经不再时兴的历史分期模式”。在对“文化革命”的认识上，我并不完全赞同詹姆逊的一些看法，但他切入历史的角度和方法并非毫无借鉴的价值。我在这里提出“六十年代”，恰恰是在与“七十年代”的联系之中进行的，当历史叙述偏重于“七十年代”时，重视“六十年代”的意义变得十分重要。“七十年代”以后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表明，“六十年代”是诸多重要问题的源头，因此如果不能认识“红卫兵”，就不能认识“知青”，而事实上，我们至今在许多问题上南辕北辙地纠缠不清便是历史叙述危机中的一种反映。 二、断代与年代 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等人编纂的《一份不完全的年表》中，“中国”与“世界”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记载的，这份年表中涉及到的中国事件有：一九六○年中苏分裂，一九六五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一九六六年《毛主席语录》出版，一九六七年上海公社成立，一九六九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北京去世。这个年表关于中国的纪事，至少在“文革”的起始分期上和我们有明显的不同，虽然国内也有一些研究者和他们的意见一致。另外，有一些重要的事件，在这份不完全的年表中付之阙如，比如一九六八年毛泽东会见几大红卫兵领袖①，一九七一年的“九一三事件”等，这些对那一代青年、对当代中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都未在列。从年表可以看出，倘若如他们所标示的那样，一九六九年“文化大革命”结束，那么一九六八年应该是这整个世界最富有“内容”的一年：布拉格之春、华沙和墨西哥市的学生运动、纽约州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运动、巴黎的“五月革命”等。而在这一年，中国的“红卫兵”开始大规模地成为“知识青年”。 一九九○年代以后，“一九六八年”在中国知识界的叙述中开始活跃起来，和一九六八年对话，成为当时知识界的一个事件，与此相关的是“六八年人”概念的提出。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朱学勤为《苦难与风流》一书所写的文章中，他贴一张“寻人启示”，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六八年人”②。朱学勤对“六八年人”的寻找，不仅突出了“六八年人”在当代思想史上的意义，也表达了他对中国当代学界在九十年代以后远离“问题”的批评。在上海三联书店一九九四年九月出版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序中，朱学勤再次提出了“六八年人”的“失踪”问题：“从精神履历上说，我属于一九四九年以后出生的大陆第三代人。这一代人的精神觉醒，大致可以一九六八年为界。那一年正是他们以各种纸张书写他们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的年代，也是他们卷入思潮辩论的年代。这种辩论后来延续到农场，延续到集体户。我清楚记得，当年上山下乡的背囊中，不少人带有马迪厄《法国革命史》的汉译本。从此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难摆脱这样一个精神特征：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思考知识分子的问题。用梁漱溟总结本世纪初他那一代人的话来说，一九六八年的这一代人是‘问题中人’，而不是‘学术中人’。尽管他们中间后来有人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但是一九六八年产生的那些问题始终左右着他们的思考，甚至决定着他们终身的思想命运。”③ 无疑，一九六八年只是“六十年代”中的一个点，提出“六八年人”的诸学者比较侧重的是“六八年人”的觉醒以及他们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对此后中国社会的影响等。我想，这是观察“六十年代”的一个角度。其实可以讨论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如果以“觉醒”与否作为一个视角，我们可以追问的是，前此，“六八年人”的思想是如何发育又是如何蜕变、分化的。而在这当中，思想的发育过程涉及到这一代人与现代中国思想的诸多关节点。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他们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或者说是一种修辞的方式，也特别的有趣。在一九九○年代中期议论“一九六八年”的问题时，相对而言，文学界只是视之为一个关注的话题，而不是叙述的中心，许多知青作家想反复申明的是对那个年代的青春“悔”还是“无悔”。这也是文学一九九○年代转型之后，对宏大命题缺乏兴趣的一个例征，“知青文学”逐渐失去着力点暴露了写作者缺少了可以汲取的思想资源。文学中关于那个年代的叙述，也逐渐成为写作者维护他们在当下立场的一个工具。我把这一现象称为历史叙述的危机。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看到，可以视为“六八年人”之一类的南昌们在王安忆的《启蒙时代》中出场了。那个叫“南昌”的主人公在小说中活动的时间，开始于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的冬春之交，终场于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的相交之际。这两个时间的标示，在王安忆的小说中是确凿清晰的。南昌离开那座城市上山下乡后的经历，我们在王安忆以及她同代人的其他小说中早已熟悉。而她笔下的南昌已经不是当年的雯雯，小说中感性的女人已经被理性的男人代替：无疑，南昌也不是“六八年人”的注脚，和知识界把“六八年人”的阐释集中在思想的觉醒上不同，王安忆的兴趣似乎在人物的思想发育过程之中；我们不必把一九六八年初中毕业的王安忆划入“六八年人”中，但她无疑耳濡目染过比她高几届的“六八年人”；我们已经习惯于把与写作者有大致相同背景的故事看成写作者的自叙传，但南昌们显然不是王安忆的“分身”，尽管我们可以从中推测她的精神背景；王安忆在历史的断代中重新截取一个年代，并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塑造人物，其匠心何在……我所说的这些不同于既往的初步阅读感受，提醒我必须认真对待《启蒙时代》之于王安忆和当下文学写作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