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让一个简单而朴素的真理被所有人认同和接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这个真理如果与文学有关，似乎就更难让它成为一种普遍共识。本来，文学是一种应目会心的艺术，而关于文学的知识，也大都是目击道存的常识，既不神秘，也不深奥，然而，正是这些常识，却常常是言人人殊，异见迭出。例如，什么样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什么样的作家，才是优秀的作家？这些问题，似乎并不复杂，似乎很好解答，但实际的情形，却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相对主义者会这样回答：“文学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艺术样式。作为一种“现象”，它是只可描述而不可界定的。文学就是你感受到的那种‘特殊’的样子，就是你所理解的那个‘具体’的样子。因此，如何认识文学的真假，如何判断作家的优劣，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并无一定之规。” 然而，这样的取消主义态度，并没有说明问题，因为，在那些优秀的作家身上，总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正是这些共同的东西，使他们的作品能够克服种族、地域、时代、信仰、性别、年龄等复杂因素的窒碍，赢得读者普遍的认可和长久的热爱。事实上，关于文学的真假和作家的优劣，人们已经从由经典文本提供的可靠经验中，提领、归纳出一些重要的判断尺度和批评原则，而这些尺度和原则，已经成为我们进行文学认知和评价的可靠的基础和必要的前提。 唯美主义者会这样回答：“文学是一种纯粹的审美现象，是超功利的、无目的的，与道德、宗教、政治和价值领域的事情毫不相干。因此，作家倘若想成为优秀的作家，文学想成为真正的文学，就必须把‘如何写’当作问题的全部，惟一应该关心的是语言、技巧等艺术形式方面的问题。” 这种饮风餐露的“唯美主义”观念，无疑是一种狭隘而片面的见解。完全没有伦理内容的“纯粹”的审美活动，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只要是经由人的心灵产生的事物，或多或少，都包含着人的情感态度，都潜含着人的道德反应，都存在一个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的问题。事实上，在那些真正的作家看来，与认知相关的“真”，与伦理相关的“善”，与诗意相关的“美”，乃是三位一体，密不可分的。例如，莎士比亚就在《十四行诗》（第105首）中说：“‘美、善和真’，就是我全部的题材，‘美、善和真’，用不同的词句表现；我的创造就在这变化上演才，三题一体，它的境界可真无限。” “身体写作”者会这样回答：“文学就是‘欲望’的别名，就是‘身体’的镜像，或者按照一位作家在一篇题为《你是一条鱼》的序文中提供的信息：‘文学就是性！’而‘道德诗意’和‘伦理境界’则是一些与文学无干的伪概念，本质上是压抑甚至扼杀生命激情和创造活力的。因此，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关心的，就不是价值和意义领域的问题，而是人的‘肉身’，是人的感官体验，尤其是性的压抑和苦闷，而真正的文学，天经地义地就是释放里比多等内在压抑的秘密通道。” 这种停留于“原始群”时代的观点，本来不值一驳，但是，真是令人费解，它竟然是我们时代最为嚣张的一种文学理念。其实，除非一个作家承认自己属于完全与众不同的“另类”，否则，他的“身体”里必然有一个已经“人化”的灵魂，而他的‘肉身’的苦闷和焦虑，也必然要从心灵这个“镜像”上反映出来，必然要被升华为精神意义上的复杂感受。如果非得把文学变成“身体”的奴隶，非得通过渲染“性”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来表现自己敢于堕落的潇洒和敢于无耻的勇气，那就不仅显示着作家精神的贫困和危机，似乎也在证明着“身体”的病变，践踏着“身体”的尊严。当然，作家应该关心一切与人相关的事情，但是，一个优秀的作家，更倾向于在更高的意义上关心人，更倾向于把文学当作与读者的道德升华、人格发展和精神拯救密切相关的事业。 功利主义者会这样回答：“文学不是空中楼阁，不是一种抽象的精神现象，而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价值必须经过市场的验证，在流通过程体现出来。因此，那些印数甚巨、发行量很大、码洋很高、能被市场认可的文学，就是好的文学；那些能经受住市场考验的作家，就是成功的、优秀的作家。” 虽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很有市场的一种文学价值观，但也实在是一些本质上反文学的理念。因为，好的作品当然可能是洛阳纸贵、获得市场成功的作品，但商品价值不过是文学的从属价值，而不是主体价值。所以，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有的作家很有名，但并不优秀，有的作家很优秀，但知名度并不高；同样，有些作品很畅销，但并不优秀，有些作品很优秀，却并不畅销。因此，对这种极端功利主义的文学价值观，我们要保持警惕的态度，因为它不仅会导致文学评价上的鱼目混珠，而且还有可能使我们的文学沦为“拜钱教”的牺牲品。 “未来主义者”会这样回答：“文学即‘创新’，即对传统的‘超越’。真正的文学是指向‘未来’的文学，而只有敢于在文化上‘弑父’的作家，才有可能成为优秀的作家。因此，一个好的作家必须怀疑并否定传统，必须改弦更张，另辟蹊径，发明一种全新的写作技巧和叙事策略，重建一套从未有过的价值体系，甚至像罗伯—格里耶那样把人当作物来写，都是应该鼓励的创新。” 然而，这种庸俗的进化论思想和盲目的“拜新教”倾向，不仅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蔑视和抛弃包括现实主义在内的文学传统，却对西方的“现代”观念和“新潮”方法，低首下心，顶礼膜拜。“现代主义”的作品，被当作新的文学“圣经”；“现代主义”的“大师”，被想象成引领中国文学走出埃及的摩西。在这样的情势下，一个作家倘若要做一个“传统主义者”，要利用那些旧有的经验进行写作，就需要有清醒的头脑、稳定的立场以及承受误解甚至嘲笑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