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07)03-0030-07 一、传奇与奇幻：中西文类的“视野融合” “传奇”作为一种文类，从唐代小说到明清戏剧，雅俗文学两方面都源远流长，其含义指神怪世界、英雄业绩到日常男女的罗曼史。引起的问题是：《传奇》与传统的“传奇”文类是怎样的关系？张氏自己并未明言，在1954年皇冠版《张爱玲小说集》自序中她说：“这里的故事，从某一个角度看来，可以说是传奇，其实像这一类的事也多得很。”[1]3这表述也颇含糊，但“某一个角度”则是文类的“角度”，“传奇”照一般的理解是无“奇”不有，然而“像这一类的事也多得很”，又表示无非是日常男女的啼笑姻缘。看来张氏以“传奇”命名多属徇俗之举，同时又在文类的意义上有所保留，这从其他地方可得到印证。凡她提到“传奇性”或“传奇化”时，一般指“爱恨交织的故事”，具戏剧性效果[2]196，但又嫌之不足，如批评张恨水的社会言情小说“格调较低”，“一创作就容易‘三底门答尔’(sentimental)，传奇化，幻想力跳不出这圈子去”[3]188。另一方面说到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太欠传奇化”，肯定这部文学杰作的好处是不煽情、高格调，但不够通俗及戏剧化，因此流传不广，含有惋惜之意[3]152。这些说法互相补充，蕴涵着她的书写策略：“要低级趣味，非得从里面打出来”，即所谓读者“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此外再多给他们一点别的”[3]236。因此，她套用一个文学熟语，以“传奇”命名其小说集，好似坊间的流行小说。的确，她的小说首先是讲故事，诉诸大众想象，但是她如何在平常中出“奇”制胜，如何以“幻想力”“跳”出“这圈子去”，就涉及如何在日常生活的“底子”上敷演现代的“奇幻”风格，也必须联系到她的“参差的对照”与“苍凉”的美学原则。 这或是张氏奇幻小说的特点：在日常生活中揭示荒诞和白日的梦魇，使现代人在“苍凉”的感受中获得“启示”。她善于营造奇幻的瞬间，犹如一位语言炼金师，用一串断珠的比喻，或是一段反讽的抒情描写，将情绪、经验与记忆编织成和气氛萦绕的挂毡，而“参差的对照”的写法正与疏离的主题相得益彰。发挥奇幻功能的常常是一些小道具，如李欧梵先生指出的：“如屏风、旧照片、胡琴、镜子——都具有新旧重迭的反讽意义：它从现代的时间感中隔离出来，又使人从现代追溯过去，但又无法完全得到。”[4]47张爱玲的写作也仿佛是时光隧道中的欲望之旅，然而投射在“记忆屏幕”上的却是恶梦般的童年岁月，历久弥新。即如她小说里的一些人物，受时代的摆布与虐待，又无不带着记忆的创伤。但在张氏笔下，这类心理经验被当作时代的病症，而她也似乎在探寻一种自我医愈之道。她不满足于讲一般的传奇故事，也好像在躲避与创伤记忆的直接遭遇，而制造重重阻隔，穿梭在不同时空中，透过悲金悼红的情色语言，或是跨沪越港的殖民经验，似乎是故作狡狯，炫耀文采，然而透过“人类在一切时代中生活过的记忆”，个体的创伤经验获得一种“人性”或“妇人性”的认同，更具普世的意义。在她的创伤记忆被过滤之时，已负荷着历史文化的复杂含义，渗透在文本的经脉中，其“底子”看似镂金错彩、光怪陆离，但越是华丽就越是苍凉。 张爱玲《传奇》之“奇”早就引起过学者的注意。如水晶认为，“张氏可能深受到这类旧式传奇（指唐宋传奇）的影响”[5]178，也提到《封锁》那个短篇“弈弈有神”地运用了“西洋作家喜欢运用的‘狂想曲fantasy’的写法”[5]192。耿德华(Edward Gunn)在《不受欢迎的谬斯》(Unwelcome Muse)一书中指出这种“奇”的特质渗透着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力量：“很多时候突然会出现一些词句、暗喻及背景，故意使人联想到传统的中国小说，以及对超自然力量的偏好。”[6]52如“《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写到巴黎那个妓女从头上把衣服套下去时，她似乎突然变了，就好像《聊斋志异》里的画皮一样；而《沉香屑 第一炉香》里的梁太太，有时候也很像《白蛇传》里的白蛇”[6]85。他们不约而同地拈出“奇”这一特征，蜻蜓点水地提及几个作品，却也点到《传奇》的文类特征及其中西文学的渊源。而孟悦则指出“奇”是《传奇》文类的基本特征，由张氏对“新传奇”的自我指认中可见她对传奇的“改写”。她指出“奇”的“想象领域”近乎西方的marvelous、exotic、fantastic，但张氏的“新传奇”则略有不同，她刻意描写“凡人”、“男女之间的小事情”，开拓了“对于正统雅文化的经验常识系统之外的‘新异’领域”[7]145。 不必把《传奇》径直归入“奇幻文类”，不过张爱玲的早期小说的思想与艺术特质，若非“奇幻”则难以出之。近二十年来在西方甚受读者青睐的fantasy文学，也引起了理论界的重视。然而fantasy一词在概念上很难把握，如嘉克荪(Rosemary Jackson)不无困惑地说：“作为一个批评概念，fantasy已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涵盖所有非现实主义的文学，诸如神话、英雄传奇、童话、乌托邦寓言、梦幻文学、超现实文本、科幻小说、恐怖小说及所有表现人间之外的另一世界。”[8]13～14奇幻文学在西方渊源流长，一向强调其“超自然”的特征，如托尔金(J.R.R.Tolkien)的《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即属这一类的经典，而托尔金对“奇幻”的论述也很具代表性。他认为fantasy固然表现异于现实世界的“第二世界”，但这一想象世界建立在对现实世界的“事实”和“真理”的认知之上：“它决不毁灭或羞辱理性，也不减弱或遮蔽对科学实证的认识。相反的，理性越是鲜明、越是清晰，奇幻文学才能被更好地创造出来……如果过度渲染怪力乱神，就会走火入魔、堕入恶道。”[9]84～85奇幻文学的生产受到政治、经济等历史条件的制约，托尔金的理论反映了维护科学实证、启蒙理性的主流意识，通过超自然的想象的再现，构筑了一个逃避或超越现存世界之上更为完美的“第二世界”，不仅其所遵循的是现实世界的逻辑，且目的也是为了加强这一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