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可能并不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但却属于最有性情、最让人难以忘怀的作家。鲁迅之外的“五四”小说，到了郁达夫才真正传达出某种令人心灵悸动的力量。《沉沦》称得上是除了鲁迅《狂人日记》之外“五四”时期最值得关注的小说，它最早透露了郁达夫的感伤情怀和颓废美学，同时氤氲着一种萎靡不振的阴柔气息，这种阴柔气息的形成最终可以追溯到作者孱弱多病的身体①。 疾病的主题由此成为介入郁达夫小说的一个重要的角度。读他的小说，读者能感受到一种令人窒息的病的气息以及郁达夫对病的题材的处理所表现出的一种“新的态度”。郁达夫堪称最频繁地触及疾病母题的中国现代作家。从最初的《沉沦》，到后来的《胃病》、《茫茫夜》、《空虚》、《杨梅烧酒》、《迷羊》、《蜃楼》……小说中的男主人公经常生病：感冒、头痛、胃病、肺炎、忧郁症、肺结核、神经衰弱……差不多囊括了一个人所能罹患的所有疾病，而且常常一病就要一年半载才好，因此病院和疗养院也构成了小说中具有典型性的场景。而生理和身体上的疾病往往制约着主人公的情绪和气质，最终则会在小说的美感层面中体现出来。郁达夫小说中萎靡的感伤之美、阴柔的文化情趣与他大量处理疾病的母题有密切的关系。读郁达夫的小说，你会深切地感受到，疾病就是人物的命运，是人物的生存形态，同时也构成了“对于自我之新态度的比喻象征”。郁达夫笔下的病因此具有一种深刻的“意义”：在小说人物颓废、落魄、病态的外表下其实暗含着一个新的自我，一个零余者的主体形象。《沉沦》表征着中国现代小说从创生伊始讲述的就是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的故事。郁达夫笔下零余者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现代人生命际遇的一个侧影。 一、郁达夫的疾病叙事及其民族国家的主题表达 “五四”时期的鲁迅和郁达夫都与疾病主题有着深缔的因缘，并形成了疾病叙事的两条不同的线索和路径。 鲁迅所经历的与疾病主题相关的线索大致如下：在散文《父亲的病》中鲁迅回溯了自己童年阶段因父亲的病所导致的对中医的不信任，这构成了日后远赴日本学习西医的肇始；仙台的幻灯片事件则给鲁迅的学医生涯带来了创伤经验，直接导致了他的弃医从文，意图从精神上治疗民族根性的病症；于是有了现代小说的开篇《狂人日记》对被迫害狂的精神病理学的知识的运用；继而到小说《药》，开始建构了一个实施精神疗救的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神话②。 在鲁迅与疾病主题的这个众所周知的叙事线索中，可以看出，疾病与隐喻以及诸种宏大叙述密切地关联在一起，从而超越了单纯的临床性的疾病本身。这些隐喻和宏大叙述辐射到关于民族性、文化和政治诸种领域。或许可以说，疾病是在隐喻和叙述中获得真正的文学意义的③。 郁达夫与鲁迅、郭沫若一样，也经过了弃医从文的过程。1914年秋郁达夫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为中国留学生特设的预科时，选读的是第一部④。后来听从长兄郁华的意见，在预科毕业前改读了第三部医科，1915年秋进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时继续选读医科。但次年秋季郁达夫再入学时，因为医科的学费太高，而突然改读第一部，并宁愿重新再从一年级读起。郁达夫由此也经历了从医科到经济科的转学。如果算上在东京的预科生涯，郁达夫至少在医科学了一年。不过，无论在医科还是转学后读经济，郁达夫都有些“不务正业”，大部分时间用来读“软文学”作品，四年高等学校期间，读了1000多本西洋小说。自称“在高等学校的神经病时代，说不定也因为读俄国小说过多，致受了一点坏的影响”⑤。 郁达夫后来小说中的疾病主题或许与这种弃医从文的经历不无关系。收于《沉沦》中的三篇留学生小说，主题都是病和死：《银灰色的死》的主人公死于脑溢血，《沉沦》的主人公得了忧郁症，最后蹈海自杀，《南迁》的主人公伊人，则由于身体衰弱到安房半岛疗养，却发烧得了肺炎。小说是这样结尾的： ……病室里的空气紧迫得很。铁床上白色的被褥里，有一个清瘦的青年睡在那里。若把他那瘦骨棱棱的脸上的两点被体热蒸烧出来的红影和口头的同微虫似的气息拿去了，我们定不能辨别他究竟是一个蜡人呢或是真正的肉体。这青年便是伊人。 这一次作者开恩，没有把主人公写死，但好像离死也不远了。 可以说，正像鲁迅在小说创作伊始建构了与疾病的关联，郁达夫的小说更是一开始就直接处理疾病的主题，并在后来的创作中一直延续，开启了疾病叙事不同于鲁迅的另一条线索。这条线索关涉了生命的个体体验、身体性、爱欲、压抑与升华以及颓废美学的问题，最终则指涉了主体性建构以及民族国家主题。 郁达夫小说中的民族国家主题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郁达夫在后来的一系列关于生平与创作的自述中，把他的病态文学性格的生成以及回国后的创作轨迹，都与自己留学生涯的弱小民族体验以及在日本的压抑心理联系在一起。 从《沉沦》就已经开始了郁达夫的现代主题的表达，即现代主体性的危机是一种双重危机——个人的和民族的。《沉沦》的结尾主人公蹈海自尽的象征性的死亡则是主体性危机的必然结果。小说结束在主人公的独白上：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一唱三叹的直接倾吐对象是作为“你”的“祖国”。由此，《沉沦》中主体性的崩溃，就与现代民族国家的范畴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评论者常常认为《沉沦》的结尾是失败的，因为小说集中写的是青春期身心的压抑，是忧郁症的病理学分析，是零余者的个体意义上的心理危机，结尾却简单而且牵强地把小说主题提升到爱国主义和政治层面，引入了民族国家的意识，显得十分不统一。但是，倘若先搁置小说艺术上的统一性的视角，从叙事以及主题模式上考察，就会发现《沉沦》贡献了一种现代小说中习见的模式，并真实地反映着中国现代主体的建构过程与民族国家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性。民族国家的危机必然要反映为自我的不确定性甚至主体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