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樽本照雄教授是研究清末民初小说的专家。他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于2002年由齐鲁书社译介到中国来之后，已成为我国研究该时段小说的学者案头的一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书。樽本先生的著述甚多，主要著作有《清末小说闲谈》、《清末小说论集》、《清末小说探索》、《清末民初小说年表》、《清末小说丛考》、《初期商务印书馆研究（增补版）》和《汉译天方夜谭论集》等等。其实他的《清末民初小说年表》比齐鲁书社出版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更为实用，更能一目了然地看清我国该时段小说出版发行的系年系月、甚至是系日的著译情况。这一“年表”在日本还荣获1999年的“芦北奖”，可惜至今还未在中国出版。 由于文字语言的隔阂，樽本先生对中国文学转型期的许多精彩的见解还未能为中国同行们所知晓（虽然他有时也用汉语撰写文章在中国刊物上发表，但为数不多）。这次，齐鲁书社又出版了樽本先生的《清末小说研究集稿》（2006年8月版，陈薇监译），这使他多年来的研究清末民初小说的有创见性的重要结论，比较集中地得到了一次展示，大大有助于他与中国同行之间进行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交流。 一 樽本先生研究清末民初小说始于我国的“文革”时期，1977年他创办了一种研究清末小说的专门刊物《清末小说研究》（年刊，自第8期起改名为《清末小说》），至今已出版了29个年头（也即出版了29期）；他于1986年为了便于与国内外同行专家交流又创办了《清末小说通讯》（季刊），现已出版至84期。他自述之所以以研究清末民初小说为自己的主要课题，一方面是因为他陆续“在日本竟意外地发现了若干珍贵的文献资料”，对清末民初时段的“长年悬而未决的问题的解决”大有裨益；另一方面他对“五四”以后中国学界给予清末民初小说的评价表示堪忧：“从五四以后文学革命的角度来看，清末小说应成为打倒的对象。……清末小说所受到的评价非常低，资料很难保存。没有资料，就不能进行研究。没有研究，评价就会更低，研究者就更会失掉收集资料的热情，从而引起恶性循环。”其实清末离现在不过百年左右，可是有些重要作品的作者的真名实姓与生平事略已经“失传”。例如以中外商战等为题材的《市声》，是清末少数写商业题材的重要作品之一，可是作者姬文的生平背景我们至今一无所知；小说《禽海石》一开头就对孟子所说的男婚女嫁要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否则父母国人皆贱之的话提出了指责与控诉；在艺术上，此书也是首次将第一人称叙事方法真正运用到小说创作中来的优秀章回小说，可是作者符霖的生平也鲜为人知。我们只是在陈玉堂编著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62页）中查到他的真名叫“秦如华”，咸丰至光绪年间人。可是陈玉堂并没有注明他根据的是何种典籍，而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叫“秦如华（字镜如）”。那么作者是用自己的真名作为书中主人公的名字的？既然在小说中暴露了自己的真名，还有必要再用一个笔名吗？这也是一个至今无法得到答案的谜团。凡此皆是“恶性循环”所留下的严重后果，都有待于我们以后下工夫去破解的。 樽本先生这本《清末小说研究集稿》的确为清末民初的小说研究中的若干谜团解疑。可是仔细阅读他的篇篇论文，我们才知道，他的所谓“疑”和“谜”，在我们过去看来是一点也不疑的，可以说大多是已经有了“定论”。这些定论又曾被学界同行在自己的论文上反复加以引用。樽本先生却通过大量的资料挖掘与积累，从这些“定论”中找出了疑点，他的解“谜”的过程就是用自己的“考证”推翻这些“定论”，得出新的结论。正如他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所说的：“我的任何论文是在完成了对资料的考证之后进行论证的，我的若干见解，将否定历来的定论。这可以说是本书的最大特色。”例如，过去阿英在他的《晚清小说史》中写道：“如果有人问，晚清的小说，究竟是创作占多数，还是翻译占多数，大概只要约略的了解当时状况的人，总会回答：‘翻译多于创作’。就各方面的统计，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二……”①阿英是根据他的“家藏”晚清小说编出了《晚清小说目》。他的家藏的确丰富，据他的统计，在1004种晚清小说中翻译有590种，即翻译占60%。但是樽本所编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比阿英搜集到的小说数量要多得多，除去民初小说外，其中晚清小说的总数是2632种，根据樽本的目录统计，创作小说为1531种，翻译是1101种。翻译只占42%。因此他的新的结论是：“创作显然多于翻译。这才是事实。”樽本解释说：“当然也有翻译比创作多的时期。从1902年到1907年，翻译比创作多一点。但没有明显的差别。从1908年创作开始比翻译多起来，它们的差别比较显著。”如果我们查阅樽本先生所编的《清末民初小说年表》（日本·清末小说研究会1999年版），那么1908年的数字是创作254种，翻译153种。再分析创作在这一年会大大超过翻译的原因是：一方面，吴趼人主持的《月月小说》占了35种，而黄世仲主持的《中外小说林》占了20种。他们两人主持的小说刊物占了一个很大的份额。当然，黄人与徐念慈所编的《小说林》也占了7种，而他们与曾朴所办的“小说林社”也出版了8种书。但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日后成为文学革命健将的年轻人也开始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如胡适参与编辑的《竞业旬报》在那一年就发表了13篇小说。再加上商务印书馆和改良小说社等出版机构所出版的创作小说的数量也在节节上升，种种因素都促成以后的创作数量高于翻译数量。这篇细账算下来，对我们特别有启发的是：一批后来被指认为鸳蝴派的所谓“旧”作家，在晚清的文坛上起着顶梁柱的作用，他们在清末民初是撑大旗的，他们的“小说生产”越来越旺盛；而新兴的日后成为文学革命中坚力量的新作者，也在成长之中，蔡元培在1904年发表了《新年梦》，陈独秀在同年连载《黑天国》，而周作人的创作是起步于1905年的《女子世界》，胡适在1908年就发表了3篇小说；紧接着是1909年《小说时报》、1910年《小说月报》等多种小说杂志的创刊。这种种因素，使中国的创作小说从1908年后方兴未艾，中国的小说创作显得后劲十足，终于使中国20世纪的文坛，几乎成了小说世纪。樽本这一对文坛的总体估价是十分重要的，而得来也是不易的。这不仅是一个下工夫广搜资料和细心编目的问题，而且要对清末民初这个转型期的文坛新的动向有新认识，才能得出这个新结论。樽本充分肯定阿英的《晚清小说目》的成就，指出它有四个特点：1.收录的小说种类多，大大超越前人；2.不是根据第二手资料，而是根据原物编目；3.过去的目录只收单行本，阿英收录对象扩大到杂志，这是他的创见；4.重视并收录翻译小说。但是樽本也指出了阿英所收的小说书目的不足，那就是他还是受“单行本主义”的影响太深，他只是“以单行本为主，旁及杂志所刊”，这样收目就必然很不彻底。因此樽本提出了他的编目原则：“众所周知，清代末期发表的小说多首先发表在杂志上，其中有一部分后来被集中起来出单行本。从杂志初出到单行本，这是一种以前没有见过的全新的出版形式。”“清末是杂志的时代。新时代有新办法。为了反映新时代，编辑小说目录也一定要有新办法。要是明白清末是杂志的时代，那么编辑目录时也一定要采用杂志主义。这就是我的看法。”于是樽本先生所编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的基本编辑方针就是“从杂志到单行本的任何作品全都收录”。这样他所收录的清末民初的小说创作目有11074件，小说翻译目有4972件，一共是16046件（包括重版）。除去民初部分，他的清末小说目录比阿英的收目多了1.4倍，阿英的清末小说收目只是他的同期收目的38%。樽本先生既对清末起始的“杂志时代”有了新体认，相应采取了与时代新特点合拍的新方法，经过扎实而细致的工作，就会有超越前人的新成果的出现。可是樽本先生也表示过自己的遗憾，那就是他没有条件再进一步将清末这一初兴的大众媒体时代的大量的报纸上的小说目“一网打尽”。因为只有这样，清末民初的小说的总数才会基本见底。据笔者所知，这一面广量大的极有意义的工作，目前在中国大陆是有若干人正在“埋头苦干”之中。未来的清末民初的小说目的数量将会有新的幅度的增加，这是可以预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