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 207.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23X(2007)-01-0068-04 在现代汉语诗歌的大中华版图上，台湾“创世纪”诗社的诗歌历程，无疑已成为一个颇具影响性的重力场，成为中国新诗在新的世纪的进程中，可资借鉴的重要资源与传统。一个民间诗社，在并不亚于大陆的各种外部环境(诸如意识形态暴力、文化转型困扰、工商社会迫抑等等)重重挤压下，能苦苦支撑五十余年，并创造了如此丰富而凝重的成就，显然是有一种不同一般的精神质量存在于其中的。两年前，在《创世纪》创刊五十周年之际，我为之撰写了题为《“回家”或创造历史》的纪念性文章(原载《创世纪》二00四年秋冬季号总140-141期合刊“创刊五十年纪念特大号”)，随后便一直在思考着能否从那种激情化的感想中，总结出一种可称之为“创世纪诗歌精神”的理论认知，以便更深入地理解和发掘这一重要资源与传统。 一种带有价值指认性的理论认知，必得先确定这一指认的参照坐标是什么，即对何者而言它是如此存在且有其独立性的。作为大陆诗歌评论者，探讨台湾“创世纪诗歌精神”，自然要以大陆同时期的诗歌历史来作比较而言，否者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同时我也一直认为，这种基于同根同源而不同道路不同形态的比较(包括大陆与台湾、大陆与香港、大陆与海外等)，或可称之为现代汉语诗歌之内部格局之间的比较，是远比中西诗歌之间的比较和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之间的比较更为重要的比较，也是更为切实和有效的一种比较。经由这种比较，我将我所认定的“创世纪诗歌精神”，粗略归纳为以下三个层面，并做简要阐释。 一 “现代版”的传统文人精神 凡长期关注和研究台湾现代诗并与其诗人有过交往的大陆人士都会发现，彼岸诗人从文本到人本，其精神气息比之大陆诗人总有所不同，其实说白了，就是多了一些中国传统文人和“五四”文学传统的遗风而令人心仪。这一点，在创世纪诗人尤其前行代诗人身上，有着特别突出的体现。 我们知道，奠定“创世纪诗歌精神”之基石的“创世纪”前行代诗人，大都有着军旅出身的背景，属于被痖弦称之为“饥馑边缘的战火孤雏、丧乱之年的流亡少年、当兵吃粮的小小军曹或低阶军官……把脚后跟磨破的一群，”① 而后又通过各种方式，完成了现代文化人的身份转换，并在这种转换中，继承与发扬了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骨，且注入新的血液，将其提升为一种现代诗人的现代诗歌人格。由“兵”而“秀才”，由“秀才”而不失“兵”的“草莽性格与狂飙作风”，[1] 是“创世纪”诗人不同一般的诗性生命之特质所在。在文化/精神和家园/肉体的双重放逐中，在后来的台湾社会转型后的各种现实利益的诱惑与挑战中，能实现并执着于如此的转换，对于所有非此“族类”的人们来说，实在是难以想象的。我认为，正是这种转换中所形成的潜在心理机制——即俗话讲的“心气”、文言讲的“骨气”，决定了“创世纪”诗人诗歌精神谱系的基本点：以草莽求纯粹，以优雅化苦难，以文学艺术的创造性活动和天涯漂泊之独在的文化身份为终极归所，遗世而立，一种无奈中的超拔。 正如洛夫早在三十年前于《我的诗观与诗法》一文中所告白的：“揽镜自照，我们所见到的不是现代人的影像，而是现代人残酷的命运，写诗即是对付这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② 对“创世纪”诗人而言，诗，以及一切与诗、与文学、与艺术、与文化相关的事物，最初是“家”的转喻，是“文化原乡”的转喻，写诗便是“回家”，便是向“家人”和“故土”传递游子“归宗认祖”的心声和不甘沦落的志气。而当这种“传递”久久没有响应时，身处永远的“外省人”(对台湾而言)和永远的“老兵”(对大陆而言)之空前绝后的生存绝境中的他们，也就只有跳出“时局”，安心“诗局”，不再作“回归”或“还乡”的梦——从“伦理家园”到“文化家园”，再过渡到“诗歌家园”，惟以诗与艺术的创造安身立命，舍此再无其他。③ 这种看似无奈的选择，却暗合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宿命。在这里，诗与艺术的创造，既是一种承诺，更是一种拯救；既是自我的拯救，也是一个漂泊族群在失乡、失根、失去身份归属后，挑战残酷命运而重获人生价值和存在意义的拯救。在中国文化语境下，这种拯救所惟一可汲取可凭恃的，只能是千古文人所秉承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飘飘何所是，天地一沙鸥”的精神传统——对于这样的传统他们并不陌生，那原本就是他们文化人格与精神生命的“基因”与“初乳”，可谓顺理成章，并最终成为20世纪下半的绝响！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种包括“五四”文学传统的承传在内的“现代版”的中国传统文人精神，使“创世纪”的诗人们，得以将最初靠着彼此为诗的爱好而燃烧的体温取暖，转换为一个族群的精神殿堂，继而将荒寒无着的“回家”之路，转换为创造历史的辉煌业绩。同时，也正是有了这样的风骨，使他们在后来左冲右突漫长而曲折的诗路历程中，得以在异质文化的侵扰下，自觉地恢复传统文化记忆的功能，追索汉语诗性的本源感受，将文人气息、文人学养、文人品格和“草莽性格与狂飙作风”一起注入现代汉语诗歌的创造之中，“终而完成一个现代融合传统、中国接轨西方的全新的诗学建构”，[2] 28从而成为百年中国新诗发展中，一脉新的传统。 这是“创世纪诗歌精神”的第一个层面，是它的内核，它的灵魂。 二 优雅自在的“纯诗”精神 “草莽出诗人，优雅化苦难”。这是多年前我与“创世纪”前行代诗人大荒先生的一次题为《丈量萤火虫与火炬的距离》的对话中，④ 谈到“创世纪”前行代诗人之诗歌生命形态所共有的特征时，所得到的一点感受。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人是苦难的，他们恒常在两种文化的夹缝里，在不同的错位空间、风景、梦的夹缝里伤失穿行，承受着身体的、精神的、语言的转位放逐之苦。”[3] 这样的苦难，两岸诗人都经受了，但在诸如“创世纪”这样更多了一重“外省人”和“老兵”的惨烈处境之磨难的漂泊族群这里，苦难的分量便更加沉重。然而，也正是他们，在苦难的承受与诗和诗歌美学的创造之间，找到了“优雅”的“化合剂”，从而始终能以纯粹的诗歌精神(本节标题中的“纯诗”一词即为此意的另一措辞方式而非诗学意义上的“纯诗”含义)与独立的诗歌人格，拓展开属于他们自己的诗歌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