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25(2007)01—0035—10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各界同胞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又提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此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持久的、艰苦的抗日救亡运动。《八一宣言》对当时的文艺界也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左联解散后，左翼文化运动领导者马上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导致了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期间，郭沫若正在日本政治流亡，他在1936年春天看到《八一宣言》，当时他非常兴奋。[1] 这之后他积极地参与了“国防文学”论争和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现在我们重新审视郭沫若流亡日本这一段时期，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他所处的环境的艰苦。在国内受着国民党蒋介石的通缉，在国外处在日本警方的监视之下。他不能像中国的文学者那样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没有行动的自由。但他仍然坚韧地做了抵抗日帝的工作，他的古代社会研究、自传、身边小说都反映着他的爱国反帝的精神，同时也为他日后投入抗日战争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身处日本国内，反而为他提供了观察日本内部的方便，比如他有机会了解日本普罗文艺的情况，又对日本的朝鲜① 殖民统治在日本国内呈现出来的劳工问题作了一些具体的观察，这些都帮助他更清楚地认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它内部的缺陷。可以说从他流亡到日本的那一天起，对日本列强的一种变形的抵抗就开始了。这里笔者特别注意到郭沫若流亡日本时期写作的身边小说，这个时期的身边小说与早期的即日本留学时期的大有不同，最为突出的是现实主义精神和社会分析的态度明显化，在题材和题材的处理方法上也有所不同。在此准备通过对身边小说《鸡之归去来》的分析来阐释流亡时期郭沫若的身边小说的性格。 一、流亡与抵抗的炼狱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反革命政变，郭沫若因为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而受到通缉，不得不流亡日本，避居在千叶县市川市。因为他是被通缉的“政治犯”，到日本后不久便被日本警察拘留起来，以后直到1937年他秘密回国，一直生活在警方的监视下。郭沫若在他的身边小说《鸡之归去来》、《浪花十日》中都提到了刑士的监视，在《鸡之归去来》中他用了讽刺的笔致写道：“我一移动到了新的地方便要受新的刑士们的‘保护’——日本刑士很客气，把监视两个字是用保护来代替的。”[2] (P369)他的生活受着刑士的监视，自然也失去了言论、作品发表的自由。流亡期间他很少创作，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国内和日本对他的政治压迫和限制。他主要致力于古代社会研究、古文字研究和自传的写作上。但这样的工作并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正相反，他利用了流亡的这段时间和环境完成了大量的学术研究的工作。在东洋文库中发现了大量的甲骨文和金文，还有王国维的《殷墟书契考释》，促使他写成了《卜辞中之古代社会》、《甲骨文字研究》。在史学研究方面，他运用了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写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现在史学界给这部著作如此的评价：“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发展全过程的空前创作，为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3] (P215)在这部著作中，郭沫若打破了以往的“国学”史观和方法，用了科学的方法即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将殷代、周代的社会组织、生产状态、社会发展的过程及其理由作了一番分析。对古代社会进行阐述的目的，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讲得很清楚，“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4] (P6)他的史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要将历史的经验和规律总结出来，为现实服务，为未来摸索出方向来。这部著作实际上标识着郭沫若的辩证唯物观点的确立，对他以后的文学创作、自传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自传文学也是郭沫若流亡日本后开始执笔的。《我的幼年》、《反正前后》、《黑猫》、《初出夔门》、《创造十年》，都作于1928年至1935年之间。这些自传不是单纯的个人历史的回忆和记录，而是要“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即通过个人的历史来反思一系列历史事件及历史的变迁，分析其“所以然”。我们仅以《反正前后》为例，这部传记在写作时间上正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相重合，故而郭沫若的辩证唯物主义史观在自传中也随处可见。郭沫若在《反正前后》发端中，借一个未知的朋友的信来表示自己的写作态度：“材料什么都可以，形式也什么都可以，主要的是认识！主要的是要以我们的观点来作一切的批判！”在这里郭沫若要批判的是辛亥革命前后他所目睹的社会变迁的历史。他通过对自己亲身经历和目睹的成都的教育和经济状况的回忆，分析了海外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目的就在于要使中国成为“原料供给者与精制品消费者的乡村状态”的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不得不面对两重的敌人，即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旧有封建势力。他指出：“所以中国的命运就是这样：你假使不彻底地和帝国主义者斗争，那你便只好成为一个不生不死的长久的乡村。”[5] (P198) 《反正前后》的重要工作是对辛亥革命的回忆和总结。他回忆了由四川保路同志会的罢工斗争而引起全国性的反封建势力的革命运动，最后推翻了清朝统治的历史，明确地指出这场革命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表现，而且也是由经济斗争转化而为政治斗争的。”[5] (P231)他肯定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在葬送了清廷这一层上是获得了“意外的胜利”，但从社会变革的意义上来看，它又是一次失败的革命。其原因就在于新兴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他指出：“问题依然要归结到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上来。中国的革命如在新兴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它毕竟只能出于向帝国主义投降或畏避的一途，而萎缩到旧有的封建社会的窠臼里。”[5] (P266)在这里他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主导力量和领导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这以后的大众文艺论争及“国防”文学论争中逐渐澄清，向着明确的方向发展。 在《反正前后》中郭沫若每每承认在辛亥革命前后的那段时期，他的意识并不是十分鲜明的，但在回忆过程中，他则以明确的意识来审视和反思了自己经历的往事，科学地分析出历史的教训。在这一点上，他的传记文学与史学研究是有着相同的性质的。 郭沫若流亡日本时期的社会史研究和自传表现了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运用。二是现实主义精神的突出。三是对历史和社会现象的洞察。这些特点不但表现在史学研究和自传中，还反映在他的身边小说中，特别是第三个特点在身边小说中更为明显。在这里社会现象不仅限于中国，还涉及到日本、朝鲜，显示出一个多元的、广大的视野。又因为这个特点，使他的身边小说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与早期身边小说之间明显地划出了一条界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