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 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23X(2007)-01-0006-07 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与争鸣》有“专论”、“作品争鸣”、“文艺流派介绍”、“争鸣史话”等重要的栏目，由于这些栏目的存在，使得刊物呈现出多样面孔。或者正襟危坐，或者反叛异端，栏目自身充满了矛盾与对抗，在不同的栏目之间，“正统”或“异类”交织出现，形成一种“复调”；在不同年代之间，前后出现很大的差异，甚至在相互否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多样面孔的背后隐藏了怎样的文学期刊编辑方针与生产机制，反映了文学期刊的生产与当时的文艺体制之间构成了怎样的关系，以及折射出这一时期怎样的文学特征。洪子诚认为，20世纪80年代“一方面倡导艺术多元化，另一方面却继续排斥‘异端’的态度；合理的艺术创新渴望与追新慕奇的浮躁常常无法区分”。[1] 徐庆全则认为新时期刚开始的时候，由于“对文艺界形势的不同认识，使文艺界领导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而这种分歧，在文艺界以至整个社会的扩散，使对作品的评价更多地带上了争论中不同认识，也不免使作家有‘乍暖还寒’或时紧时松的不同感受”。[2] 这也许就是对《作品与争鸣》的真实写照。本文历史化地呈现出当时场景，在发黄的书页中，梳理出那个时代的气息。“‘知识考古学’所需要发掘的正是那些因年代久远或因为想当然而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的认识机制，或者说，去发现这些话语或‘真理’王国在与一种既定社会的支配性权力结构的关联中是如何运作的”。[3] 27 一 “专论”的“正统”姿态 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与争鸣》的多样面孔之一是以正统的形象出现的，它传达着主流话语的声音。这是因为虽然1980年代的政治、文学环境已不同于“十七年”与“文革”时期，但是政治与文学的关系还比较紧张。《作品与争鸣》能给所谓“不好的”、“有问题的”的作品以展示的空间，仅仅需要勇气是不够的，还需要智慧。那么《作品与争鸣》是如何首先处理好自己的生存空间的，通过对1980年代《作品与争鸣》的阅读，会发现，那就是“专论”这一栏目的存在，它成为整个刊物生存的理由，在它的“庇护”下，《作品与争鸣》跌跌撞撞走过复杂纷繁的1980年代。 《作品与争鸣》是在1981年1月1日创刊，到1989年，在1980年代这九年的时间中，除了1984年、1988年、1989年以外，其他的年份都出现了“专论”这一特殊栏目。《作品与争鸣》是单月刊，九年的时间共有108期，发表“专论”54篇，平均每两期就出现一篇“专论”，应该说密度非常之大。并且大多发在每一期的头条，语气严肃，正襟危坐，宣传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贯彻双百方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规定哪些是可写的，哪些是不可写的，甚至在“专论”中公开批评某些作品及作家，显示出它的强制与坚硬。如果把《作品与争鸣》视为一个大的文本，那么，它的文本结构中有一根主轴，就是“专论”。它一开篇就会定下调子，成为一种尺度，这尺度是意识形态紧紧抓住不放的。《作品与争鸣》作为文艺体制之内的刊物，对这种尺度是无条件服从。“专论”以大规模、高密度地出现在刊物的头条上，也是理所应该的。 从“专论”中可以看出，《作品与争鸣》的创刊并不是从天而降，它的出现是一种需要。在特殊的时期，需要出现这样一种特殊的期刊。“‘文革期间’，绝大多数文学期刊停刊。‘新时期’以后，尤其是1978年至1980年这三年间是文学期刊快速增长期。1970年代末，文学艺术类期刊(多数是纯文学期刊)雄踞期刊业之首。”[4] 25《作品与争鸣》不是出现在1978年、1979年、1980年文学期刊快速增长的这三年，而是滞后到了1981年，虽然仅仅是两、三年的时间，却有着特殊的意义。正如《作品与争鸣》在它的创刊号《致读者》中所言，“《作品与争鸣》主要选登全国已经发表过的有争议而又有一定思想艺术价值的小说、戏剧、电影、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各种形式的作品，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有代表性的争论文章”。也就是说，这是一本以“转述”为主的文学刊物。显然，在时间上需要与其他文学刊物有一个距离。但这仅仅是外在的因素，而重要的是在“新时期”伊始，各类刊物纷纷潮涌，可谓“冰河解冻，万象更新”，但也可能“水漫金山”，那么这时就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控制“水情”。于是，《作品与争鸣》在“争鸣”的名义下应运而生。在80年代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格局下，文学期刊承担的职能之一是“作为传播文艺作品的‘主渠道’，文学期刊负载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建设任务”。[4] 24表面看来，《作品与争鸣》在“专论”的威力下，像一张公开的“荣辱榜”，或者“追誉”，或者“追惩”，发挥着它监管的职能。这时的《作品与争鸣》呈现出的是一副“正统”的面孔。 “正统”的面孔体现在“专论”的强制与坚硬上。在这54篇专论中，出现了大量的重复现象，内容的重复或者说是极大的相似性。从题目中就可看出，例如1981年3期《文艺在批评中前进》、1981年11期《创作的繁荣需要批评的发展》、1982年1期《为繁荣创作而发展批评》，这三篇专论都在强调批评对发展文艺的重要性；1981年4期《文艺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82年10期《新人塑造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6年11期《文学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则突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地位；1982年7期与8期连续在“专论”中提出文艺与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7期的《希望文艺家都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与8期的《文艺要用共产主义激励人民》等等。为什么要在显著的位置进行反复诉说，这种近似于“轰炸式”的重复显然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是意识形态的力量，就是要强制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作品与争鸣》的编辑不遗余力地在做这件事，在“专论”中直接“转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转述’是一种公众舆论的体现，它的目的是对作家的精神产生压力，使其思想缩短与‘公众思想’的距离，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5] 那么，这样的“转述”是坚硬的，它形成了压力，这样的坚硬的话语在“专论”中随处可见，例如1981年第3期《文艺在批评中前进》中有这样的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