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数年时间,不管人们笼统地称之为青春文学写作也好,或“80后”文学写作也好,以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春树等为代表的文学写作,包括叙事文学和散文等文学作品,颇具声势地占领了文学图书消费市场的重要一角,尽管其卷起的写作潮流不免泥沙俱下,却以一种新颖锐利的文学才华、不菲的创作实绩、鲜明的写作特征而自成格局。并且,这种倾向的文学写作显然超过了所谓“80后”这样的年代学划线,比如安妮宝贝。 我称这种新世纪文学写作为“新性情写作”。 新世纪的中国青年中存在着一种广泛的文学写作,仅从中学生作文来说,资深的语文教师告诉我,那种以议论文“八股”为主的作文时代正在逐步退去,现在的学生作文在许多时候是在给定的“话题性”文题提示下进行的,是有着很大自由表现度的、更具有文学教育训练性质的写作。“要写你心中所想的,说你最想说的”是这种青年写作新潮的关键语,而自由的表达与自我的表现,就是这种写作的方向与灵魂。毋庸讳言,“新性情写作”与这种广泛的文学性趋向的写作有着扯不断的生活与文学的基础性联系。而当“新表现作文”写作中的青年才俊已自然地成长为一种“新性情写作”,就必然地成为这个青年群体自己的文学代表,同时也给整个文学带来新的气象。 性情,指写作者的品性与感情。由于这品性乃是创作者的本色之品性,因此与“情”联系组成“性情”一语,则含有本性真情的意味,强调写作者主体的性情投射。作家的品性与情感之于文学的重要在现在已几近常识,但应该说,情感或作家的性情在当代主流文学写作中并没有给予相应重要的位置,许多主流作家首先所要书写和表达的东西,乃是由20世纪的新文学观所倡导的社会历史、哲学、思想、人性、生存、文化,或者就是文学形式、文体创造本身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性情写作才有其特有的文学价值,由于它将抒写本性真情放在首要的亮点位置,因此才会走进那些需要真情真性来感染的广泛读者。如何评价诸如安妮宝贝、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人的文学写作才华和他们那部分有广泛影响的作品,如《莲花》《三重门》《幻城》《葵花走失在1890》《北京娃娃》等,消除舆论评价的歧见,使之整合到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整体格局中来,并在这个大文学写作的背景下给予恰当的肯定与评析,拈出“性情”二字,实在必要。 新性情写作开掘了当代中国青年生活的新经验,尤其是当代那些处于连续不断的学校生活过程中由高中至大学这一特殊阶段的青年生活。他们处于“十几岁的尾巴上”,文学感知日益地疯长,而校园的封闭又使他们局囿于自己的天地,除了自己的青春生涯和读书生涯,其余便似乎不存在了。这也使新生代的青春生涯与读书生涯得以独立,并且被成倍地放大,以至于非有一种文学出来表现其独特的生活经验和感受不可。新性情写作正是以当代青年的青春生涯与读书生涯为基本经验来源的文学,易逝的青春情感和有限的知性思考成就了这种文学的主题风尚,也自然培植了他们个性化的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除此之外,那些复杂的社会人性和宏大的社会主题、广阔的现实历史内容,并不能作为对这种文学的普遍要求而提出,相反,我倒更看重其于新世纪文学的意义,正由他们将情感的直接表现推到了文学表现的突出位置,而无论是对易逝的青春情感的把握,或者是对有限的知性的知识思考,都将被“性情”二字所渗透和化解,见情见性的真笔墨构成了新性情写作的核心特征。在性情文学的意义上,新性情写作是当代文学的别一种先锋。具体说来,其主要特征在于: 一是情感化的生活经验。应该说,情感是“80后”写作的基本面,他们的许多作品都可以说是一个“情感体”。我们在《萌芽》上的性情文字中,多次注意到这样的表白:“既不能载道,又不能言志……我们的文学观是刻在骨子里的。”其意思很明白,不求文以载道,也不言说理想志愿,那么你要书写什么呢?答案只能一个,就是“情感”,就是“性情”。以“80后”为主体的新性情写作的主要作家大都具有散文与小说两副笔墨,这两副笔墨由情感或性情得以贯通。散文的文体本性恐怕最擅长抒发情感,80年代左右出生的作家也大都从新概念作文写作进入文学写作,其写作可以说是从直抒胸臆开始。他们自己的学生时代、青春生涯与读书生涯,在如徐敏霞的《站在十几岁的尾巴上》《高三夜未央》、韩寒的《那些事、那些人》、郭敬明的《一个仰望天空的小孩》《三个人》《生活在别处》、张宗子《菊花之墙》、洪烛《经典爱情》、小饭《另外,我们倾其所有特立独行》、吴科迪《双城记》等散文中得到了情感化、性情化的融会,成长为一片性情的树林,那是一些令人们陌生的、于他们又是日常而庸常的生活经验,从寝室到教室,从书本到电影,都能飞翔出趣味、泪水和梦想的灵性之鸟。那些总体上积极的生活并不因个性的、特立独行甚至反叛式言行而受到削弱,反而使他们陶醉其中,体验着富有内容和深意的情感,升华为对理想的追寻与憧憬。这是一些文字华丽轻盈而不拘格套的散文笔墨,其成长进入小说的叙述文体,必然给小说文体也带来轻松和解放,这一些由作者的独抒性灵、自然抒情所造就的小说叙述文体,它们是由美的青春心灵而生成的自然而然的美文,再炫耀的词句也显得可以接受,再奇幻的情节都成为可理解的审美想像。 二是个性化的张扬。性情,是人的品性与情感融合而成的。即性情,成“性”之情。性情文学于是也是一种十分个性化的文学。在这个意义上,80年代左右出生的作家,他们已不是从前唯唯诺诺的“文学青年”,而有着饱胀的性情和飞扬的个性。他们的作品无不体现新时代个性化的张扬。人的真性情建立在身心对立统一的结构之上,欲望之性和精神情感之性综合杂陈,形成富有魅力的人性呈现。韩寒的《三重门》、春树的《北京娃娃》等在此都可以视作性情之作、率真之作。《三重门》中的林雨翔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性情学生,严格而繁重的学校体制生活被他的主观性情所改装,变成一种性情的生活了。人们在评价这部作品时,往往用“思想锐利”、“智慧”和“幽默感”来判断其内容,但都不如“性情”二字来得真接和切中要旨,它就是“性情中人”的韩寒发愤而为的“性情之作”,一部愤世嫉俗、锋芒闪烁的具有叛逆性和激情性的性情之作。韩寒所秉持的写作动力,正在于所守持心灵中的真人真性的“童心”。这种有真性情的“童心”,在韩寒最近的长篇小说《一座城池》中,闪现在作品中的“我”的眼睛中,这双眼睛观察着他和别人逃离一座城池而又不知觉地构造的另一座人性和人世的围城之中,不时地发出富有性情的感慨和忧伤。《北京娃娃》中的那个“春树”,是一个更为个性化的“我”,她“奋不顾身而盲目”地追求爱情,一次一次地进入而又逃离,其实她从未弄懂爱情是个什么东西,性情和自由付给青春以痛楚,但她依然故我,孤独前行,为了追求自由而付出了非常代价,不仅任性,而且任情,没有理性深度,而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性情之子。至于张佳玮的《凤仪亭·长安》,则以“知性写作”而在“80后”中闻名,但仔细阅读,他的“知性写作”早已拆掉叙事的完整性,将凤仪亭边的貂蝉故事任性任情地打乱,使得一场风花雪月的古典爱情相逢变成一种天马行空、议论风生的“文学秀”。这无疑是性情笔墨使然,倒也由任性任情成就了一种独特的、有趣的文体,却从来不是先锋文学写作意义的“文学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