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讨论“新世纪文学”的命题时，不应该忽略地域文化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这不仅在于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地域性的意义反而更为彰显，还在于中国文学生产机制至今仍具备比较突出的地域界限的特征。也就是说，由于机制的原因，一定行政地理领域内的作家会对本地域形成某种归属感，地域的机制特征和动态走势也会影响到作家的文学活动，因此我想在这里提出一个文学社区的概念。社区，作为一个现代社会学的概念，最初是指一种理想类型的社会。它首先是由滕尼斯在其《共同体与社会》(1887年)提出的，区别于一般的社会形式，他将任何基于协作关系的有机组织形式定义为社区，旨在强调人与人的亲密关系和共同的精神意识以及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文学社区是指在一定的地域界限里，通过一些文学组织将该地区的作家凝聚在一起，相互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场域。以这样的观念来衡量，湖北省说得上形成了一个文学社区。处在同一个文学社区内的作家，因为某种归属感和认同感会使他们的写作带有一些共同性。在这篇文章里，我想对湖北文学的某种共同性作一些分析。当然我得承认，这多少不太符合做文章的常规。按照常规的做文方式，我应该先分析湖北文学社区的形成以及社区的特征，再分析这一社区的文学共同性，而我这篇文章在提出文学社区之后，就径直跳到湖北文学的共同性上，而对于湖北文学是否形成了文学社区以及它如何形成的社区却忽略不计。其实后者不仅是我的文章的先决条件，而且本身就是一篇大文章，但我承认在这方面我还缺乏足够充分的实证材料，于是我只好采取一种头脚倒置的方式，先从结果的论证做起。 湖北省雄踞中部，肩挑长江，大山大河造就的浪漫气势使这里自古以来就孕育出一种迥异于中原文化的楚文化，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块沃土上生长出文学的大树。新世纪初以来，湖北的确给我们带来了文学的欣喜。自不必说接连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荣誉，就是方方、池莉、熊召政、邓一光、刘醒龙等作家在图书市场和荧屏上受到读者和观众广泛欢迎的程度也足以说明湖北文学的影响。湖北的作家不仅阵营整齐，而且风格多样，像一个绚丽多彩的百花园，显然我们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将湖北文学归入到一个统一的流派或风格中去。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从湖北大地上传来的谐调的和声。和谐，也许是我们用来描述湖北文学整体印象的恰当词语。孤立地看，湖北作家具有比较鲜明的个性，也不乏创新精神，但他们不把“新”推到极致，不以异端的方式引领时尚。这在于湖北的文坛具有一种融洽的、开放的氛围，因此就像水和乳汇到一起时会有一种亲和力一样，湖北作家相互之间形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而不同，融会贯通。20世纪以来，在经历了不断的反叛和否定之后，整合、谐调和互补，将成为21世纪文化的主旋律。因此，站在新世纪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湖北文学，其互补的特征就富有启示性的意义。 其一，城市与乡村的互补。在市场化的推动下，城市文学逐渐成为市场的宠儿，而新起的、体现出市场经济时代特征的城市文学有一个倾向，就是与乡村精神取一种决裂的姿态，乡村文学与城市文学仿佛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但在湖北作家的笔下，城市和乡村是沟通的，是互相关联的，一方面，表现乡村的小说从城市文学中汲取了现代性的观念和叙述，另一方面，表现城市的小说则呼应着乡村精神，接续起文化的血脉。方方最早是以状写武汉市民阶层的生存“风景”而被文坛关注的，她的文学经验基本上建立在城市生活基础之上，但这并不影响她后来对乡村题材的开掘，从《奔跑的火光》、《水随天去》中的农村女性，到《出门寻死》、《中北路空无一人》中的城市下岗工人，她都能自如地进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可以看出她对于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达到了融会贯通的地步。陈应松在他的神农架系列中，满怀着激愤揭示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而在那些苦难乡村的背后，还有一个城市的影子，这就是作者本人，作者始终是以城市的眼光来看乡村的，他在城乡对比中看待乡村的苦难，既不是以拯救者的俯视眼光去施舍同情和怜悯，也不是以美化苦难的方式来对抗和逃避现代性的痼疾。他只是以城市的身份作真诚的反省。城市文学和乡村文学不仅是两种题材的区分，它是当代文化形态在空间上的对垒，因此城市与乡村的互补带来的就是文化空间的扩充。 其二，历史与现实的互补。如果说城市与乡村的互补是空间性的展开的话，那么历史与现实的互补就是时间性的展开了。历史与现实本来就是相通的，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历史是现实的铺垫，但今人回溯历史时会遇到一个个时间的闸门，湖北作家正是以历史与现实互补的方式打开了这些时间的闸门。熊召政的《张居正》之所以获得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作者强烈的现实感，是历史人物回应了他在当代改革大潮中的切身体验，他才有了写作的冲动，也才有了写作的目标。这使得他的《张居正》跳出了借古讽今的套路，而是以文学的方式展现历史的真相，并探询真相背后的历史规律。历史与现实的互补需要思想力量的支撑，只有强大的思想才能穿透时间的厚壁，触摸到历史的本质。方方在20世纪80年代反映现实的作品中，就触及到当代知识分子生存的问题，后来她一步一步地将这个问题引入到历史的层面，也就一点一点地迸发出思想的火花。从《祖父在父亲的心中》到《乌泥湖年谱》，准确勾画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既饱含着对历史尊严的怀想，也有对现实平庸化的批判。而更为年轻的作家如刘继明、李修文，同样并不满足于朝气十足的现实在场感，在他们的小说中能感受到对历史感的执著追求。刘继明曾作为60年代出生作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以其先锋性、现代性登上文坛。进入到新世纪以后，他的创作基本上由文化关怀转到底层叙事。但刘继明的底层叙事并没有停留在现实的平面上，而是在思想志趣上远追上个世纪革命的左翼文学的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