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23X(2007)-01-0013-07 当左翼文学在1920年代末期出现以后，无论是当时的文坛还是左翼文学批评，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它的“革命+恋爱”的模式。“革命”为什么会与“情爱”同时出现代左翼的本文之中？而且为什么以后两者形成了长久的胶结？也就是说，在研究左翼文学(狭义的)和其后整个20世纪的革命文学(广义的左翼文学)不能不注意到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二者的消长与创作主体情致表达的关系。 关于革命与情爱之间的关系，美国学者詹姆逊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中指出：“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1] 235中国文化的“家国一体”观念使中国人将个人性的情爱观念与国家的、民族的吁求相混合，在文学本文中以情爱话语表达国家意念。中国现代情爱文学承载着现代知识分子关于国家民族的集体意念，中国现代作家无论写什么题材都忘不了使其载有国家民族内容，郁达夫写性爱将性爱处理为国家寓言，张恨水写情爱、金庸写武侠也将它负载上国家民族信息，使武侠与情爱故事成为民族神话的一部分。[2] 同样的，现代左翼文学中的情爱文学也尽力承载着革命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的吁求。 尽管现代左翼文学① 承载了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的吁求，但在文学话语中革命意识形态与情爱力比多的关系却是复杂的。情爱力比多与革命的意识形态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西方的精神分析学派认为，情爱与革命是出于同样的力比多的爆发。文学作为力比多受压抑的宣泄，革命与情爱也应该有着同样的力比多的根源。革命与情爱在文学的关系上，詹姆逊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考察后认为：“伟大的中国古代帝王的宇宙论与我们西方人的分析方法不同：中国古代关于性知识的指南和政治力量的动力的本文是一致的，天文图书医学药理逻辑也是等同的。西方的两种原则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公与私(政治与个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在古代中国被否定了。”[1] 235但詹姆逊只是指出了其中之一的情形。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也同样存在着将情爱力比多与“道”的实现和存在对立的倾向。中国古代道教与佛教以及宋明之际程朱理学的禁欲思想就是表征。在情爱力比多与革命意识形态的关系上同样并非总是并行不悖的关系。在革命的意识形态中，情爱与革命虽然在有的时候是相互融合的，但在许多的时候却又被看作是相互制约的，看作是相互抵制的对立关系。在带有新旧文学过渡特征的鸳鸯蝴蝶派小说那里，革命的意识形态(早期国民革命时期的革命)与情爱的力比多是相互促进的，但中国现代的革命罗曼司却是在近代俄国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学的影响下成熟起来的。在俄国的带有民粹派色彩的小说家如普希金那里，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与情爱的力比多往往是决然对立的，尽管在表达自己的主体意愿的时候作家不得不借助于情爱话语以实现目标。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左翼文学中的情爱力比多与革命意识形态的关系是复杂的、多变的。 再看革命与情爱的消长与知识个性之间的关系。革命是集体意义上的，而情爱则是私人性的，在“五四”以后，它涉及个性权力，并几乎成为知识个性的一个象征。因此，革命与情爱在本文中的关系以及文本量的变化其实涉及知识个性的地位。 本文试图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革命罗曼司文学中的革命与情爱的关系发展进行一次梳理，力图使之呈现出一个大致的脉络；并试图通过这样的梳理窥视知识个性在现代革命中地位的演变。 一 1920-1930年代：情爱力比多与革命意识形态的矛盾共存 1920-1930年代，左翼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中普遍存在着革命加恋爱的模式，这样的革命与恋爱双线交错发展的故事被如此多地重复，以致被瞿秋白总结为“革命罗曼蒂克”模式[3]。 关于“革命”，在巴金、蒋光慈和茅盾那里，绝大多数的时候其实都有着切实的指称，即是指一种对于黑暗社会的剧烈的反抗。对于茅盾和蒋光慈则是指北伐革命、农民革命，如《短裤党》、《动摇》、《咆哮了的土地》；当然也是指那些在乡村中或者在城市中用自己的方式剧烈反抗惨厉社会的举动，如《冲出云围的月亮》。但在有的时候，“革命”也指称那些带有冒险性的行为，如曹志方的参与街上的演说，要去当土匪的理想(茅盾《追求》)，王曼英的性报复(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在巴金早期小说中的“革命”是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冒险行动，如陈真、杜大心的暗杀行动(《新生》《雾》《雨》)②。当然，“革命”还可指称那些在黑暗窒息的社会中不丧失自己生命意志的行为，如《追求》中的王仲昭的对报纸的改革、章秋柳的对于怀疑论者史循的拯救，甚至包括王仲昭的恋爱追求。这时候的“革命”概念则是宽泛的。前者的革命意味着鲜血和死亡，猝烈的鲜血和死亡，如陈真、杜大心、李杰的死亡；后者虽没有可见的鲜血，但也到处可见血色，如王诗陶的为娼、史循的以药自杀。 30年代左翼创作在表现革命的同时还表现着青年革命家的恋爱(即具有所谓的革命加恋爱的模式)。1920-1930年代的左翼作家在书写革命的同时大量地书写情爱以至于性爱。蒋光慈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中，李尚志与王曼英的恋爱；《咆哮了的土地》中李杰对毛姑、对何月素。胡也频小说《到莫斯科去》、《光明在前》都表现了革命者纯情的恋爱，一种诗情画意的恋爱。 但情爱既可能是胡也频式的纯情，也可能蕴涵着丰富的力比多的冲动，蕴涵着丰富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性的原始冲动。茅盾对女性的身体美有着特别的兴趣。革命同志之间的爱情，与其说是革命志向的相互吸引，不如说是男性革命者对有着革命思想的女性革命者身体的迷恋。《动摇》中的方罗兰对孙舞阳；《追求》中的王仲昭对陆女士。作家对女性身体以及性爱情感给予着特别的关注，也有着大量的这样的描写。这样的情爱力比多的宣泄还表现在对女性复仇者形象的塑造上。在茅盾的笔下，这些女性她们都有着美丽性感的肉体：如苗条的腰肢、红艳的嘴唇、漂亮的脸庞、性感的身体，具有热烈的情欲、毫无顾忌的野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革命时代的“尤物”。这些都是些“很倔强的人，旧道德观念很薄弱，贞操思想尤其没有，然而有一种不可解释的自尊心，和极坚固的个人本位主义”(《追求》)的女性。她们有着向“善”(革命的或者有意义)的要求，但是在许多的时候又跟着肉体的感觉走。她们可以用身体去进行革命行动，《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的王曼英，对资产阶级进行性的复仇，甚至引诱一个十几岁的富家少年，甚至狠毒地要把梅毒传播给所有的资产阶级男人。可以用身体对男性进行性别报复，如《幻灭》、《动摇》中的孙舞阳、惠女士对男性的性报复。《追求》中的章秋柳说：“女子最快意的事，莫过于引诱一个骄傲的男子匍匐在你脚下，然后下死劲把他踢开去。”“再也不能把自己的生活纳入有组织的模子里去；我只能跟着我的热烈的冲动，跟着魔鬼跑”[4]。当然，这样的身体也在苦闷和彷徨之中寻找着刺激，寻找着异性的刺激，希望在这样的刺激中排遣自己的郁闷，用性爱驱逐苦闷，也获得短暂的温暖，同时在混乱动摇中、在生和死的边缘获得一点切实的把握，在喧嚣纷扰窒息中显示自己的存在。所以在自己的同伴中可以有着毫无顾忌的性生活，因此章秋柳甚至想到去做妓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