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23X(2007)-01-0002-04 作为已经被纳入文学史经典的第三代诗歌的代表作《尚义街六号》(以下简称《尚》)自它在1986年发表以来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据粗略统计，关于它的研究文章有近50篇①，这些文章基于80年代初确立的批评方式，要么是围绕“语言”和“形式”进行文本细读分析，要么以宽泛的整体化研究代替细致的文学史梳理②，虽然这些研究对《尚》的意义之阐释和文学史地位之确立功不可没，但由于缺乏一种比较开阔、全面的历史(文学史)眼光，许多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廓清，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认识上的混淆。在近20年后的今天来重新谈论《尚》，置身于完全不同的历史语境和知识气候之中，我们或许要更加谨慎地追问这些问题：在语言与形式的背后，《尚》与朦胧诗的意识形态观念究竟有何区别？这种区别是因为哪些历史因素和个人气质造成的？意识形态的差异是否意味着“新诗潮”的起源、发生存在着“多元化”的可能？等等。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论述，并试图在一定的范围内展示80年代初新诗潮本身所具有的差异性和它与历史之间的复杂纠缠。 1978年，新诗潮的核心刊物《今天》在北京创刊。从刊物名字和它的“致读者”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代诗人对一个时间概念——“今天”的突出强调。在“致读者”中有这样一段话：“四五运动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一时代必将确立每个人生存的意义，并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我们的文学艺术，则必须反映出这一深刻的本质来。”“我们的今天，植根于过去古老的沃土里，植根于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信念中。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1] 对“今天”的强调并非出于一种简单的要求文学与当下拥抱的渴望，实际上，这一“口号”的提出有着深刻的文学史背景。日本学者竹内实在1971年的一篇研究中国50-70年代文学的文章中曾经谈到“在我看来，社会主义文学中写明天的指向，其本身强调着眼于未来这一关注点，实际上是关于禁止写今天的一种借口，或者是要使人们模糊对写今天的关注。”[2] 竹内实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实际上是一种“写明天”的文学，在昨天——今天——明天这一三维时间向度中，“今天”被搁置或者说被“取消”了。所以，当1978年《今天》刊物大声呼吁“今天，只有今天”时，它实际上是在试图提出一个“新”的文学写作原则或者说试图引导一种不同于前此的文学写作方向。 在《今天》刊物的“致读者”中，有这样一段话“过去，老一代作家们曾以血和笔写下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但是，在今天，作为一代人来讲，他们落伍了，而反映新时代精神的艰巨任务，已经落在我们这代人的肩上。”[1] 这段话不仅可以看出“今天”诗人要求与“历史”实现断裂的决心，更重要的是，它透露出了他们所理解的“今天”的含义，即：新时代的精神。这一所谓“新时代的精神”在后文中得到了更具体的阐释——“确立每个人生存的意义”和“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将“今天”与生存意义之确立以及自由精神之理解联系起来，必然使“今天”诗人的作品中呈现出比较“宏大”的抒情叙事。我们可以分析下列“经典”诗句：“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北岛《回答》)；“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一代人》)；“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希望，而且为它斗争，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舒婷《这也是一切》)。在这些诗句里，“今天”并不是作为一个具体可感的个人生活时间来出现的，它一方面联系着“五千年的象形文字”和苦难深重的“黑夜”，另一头又指向“新的转机”、“光明”、“希望”和“未来”。实际上，北岛、顾城、舒婷的“今天”是一个抽象的时间观念，它依然处于昨天——今天——明天的三维历史进化中，并在对过去的“苦难叙述”和对未来的“热切渴望”中被“搁置”了。因此在这一点看来，我认为朦胧诗并没有超越“社会主义文学”如竹内实所概括的“写明天”的逻辑，它在内在气质和历史意识上与“社会主义文学”维系着一种血肉模糊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虽然《今天》诗人群在1985、1986年左右就奠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但“今天”诗人们所想象和写作的“今天”并不能代表80年代初诗歌写作界对“今天”的全部认识，也就是说，对“今天”的认识在80年代初就呈现出了很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至少在1982年的写作中就完全显示出来了，并在随后的写作中继续扩大。1982年，于坚写作了《罗家生》，1983年写作《尚》，这两首诗歌所叙述的“今天”与北岛、顾城、舒婷等诗歌中的“今天”截然不同。 在《罗家生》里，罗家生作为一个普通工人的生老病死似乎和历史并没有发生多么尖锐而痛苦的纠缠，“文化大革命，他被赶出厂”，这是唯一暗示了历史暴虐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具体的个人，罗家生并没有在这种历史的暴虐中成为一个朦胧诗式的“英雄”或“战士”，他回避了与历史发生冲突的可能，以一种卑微的姿态生活下去。“今天”对于罗家生来说，意味着工作、结婚、生子和死亡。于坚没有叙述罗家生的“过去”，又以突然死亡的方式宣告了他“明天”的不可存在。在《尚》里，于坚给我们呈现了一群小知识分子的“浮世绘”：老吴在尚义街六号的二楼晾裤子，老卡在翻黄色书刊，李勃在讲文坛内幕，朱小羊的手稿乱七八糟，于坚一心想着成名。“尚义街6号”这样一个具体的地点把他们牢牢地固定在日常生活的层面。在这样一个具体的“地点”里，“历史”消失了，“今天”变成一个既无过去亦无未来的具体“存在”。老吴、朱小羊、老卡、于坚的职业是什么？有过什么样的经历？他们对于未来有什么规划？《尚》对这些都没有作非常清楚的交代。《尚》中的这群人既无“苦难”的过去(如北岛式的)，也没有“童话”般的未来(如顾城式的)，当“今天”从一种线性进化的矢量中抽离出来时，“历史”似乎告别了朦胧诗提供的关于“确立个体生存的意义”和对“自由精神追求”的宏大抱负。“一些人结婚了/一些人成名了/一些人要到西部”，“恩恩怨怨/吵吵嚷嚷”。[3] 这是一幅琐碎的、物质化的、甚至有些庸俗和自我调侃的“今天”图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