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7)03-0140-05 根据曲波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改编的电影《林海雪原》(1960年)和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2003年)，虽然在“艺术性”上乏善可陈，且影响也无法与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相提并论，但全面考察电影、电视剧的生产和推广过程以及所产生的效果，或许有助于读者对新中国文艺体制的认识。 一、电影《林海雪原》 (一)电影的拍摄预想 195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资深导演刘沛然起意要把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改编成电影。当时，刘沛然对曲波有关东北剿匪斗争的描写十分感兴趣。他根据小说和随部队在东北战斗过的经验，写出了上下两集电影剧本，下集的内容主要围绕“智取威虎山”来展开，所以，电影厂计划先拍下集。因为小说的“戏剧性”本来就很强，所以改编成电影并不难，但八一电影制片厂政委刘利生很注意严格把握电影的“政治标准”。他认为，“以政治标准来衡量，这次的分镜头剧本在政治思想性方面，比小说、比过去的剧本，都有所提高和改进”，但分镜头剧本还存在着两方面比较严重的问题，一是“对时代气氛与群众力量的描写仍嫌不足，政治挂帅还不够”；二是“故事情节的真实感还存在问题，特别是杨子荣的打入威虎山，并取得雕匪信任，战胜小炉匠，显得条件不足，拍出来，经不住推敲，那就很不好了。”[1] 在电影《林海雪原》公映后，观众和各界提出比较尖锐的意见，确实都集中在“时代气氛”、“群众力量”等方面，而这些“缺陷”是由于小说本身先天原因带来的。 关于拟想中的观众定位，前八一电影制片厂政委、时任《解放军文艺》主编陈亚丁对影片明确要求：“通俗易懂，成为一部农村片。少用一些交叉手法或其他不易看懂的蒙太奇处理。希望在这方面做出一些经验来。”[2] 并希望通过拍摄这部影片，为“通俗易懂”的“农村片”的生产，总结出一些经验来。考虑到《林海雪原》的战争内容，“农村片”的含义显然是针对接受对象的。八一电影制片厂艺术室副主任曹欣的话证明了这一点：“要存心让农民看懂，存心让农民喜欢。语言莫欧化，章法要顺畅。”[2] 这里一再提到“农村”、“农民”，并不是说电影观众范围仅限于农民，而是说要以农民能看懂为前提，以农民的接受能力为受众的起点。 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重视“农村”、“农民”的问题，并非取决于个人的价值倾向，而是与当时的文化政策密切相关。1953年，中央在有关电影发行放映的重要文件中规定：“电影放映事业发展的方针是首先面向工矿地区，然后面向村。”[3] (P2)而且针对缺少电影院的情况，文件还特意要求“在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则以发展流动放映队为主”[3] (P2)。这说明，新中国电影事业明确地将主要观众群定位为工农阶层。 显然，对观众的理解和接受能力的判断，直接影响到电影拍摄的基本构思。其中，陈亚丁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即少用“交叉手法”或“其他不易看懂的蒙太奇处理”，因为它们“不易看懂”，而看不懂，则如曹欣所补充的，就不可能为观众所喜欢，就达不到教育的目的。当时，全国各地的放映点儿，针对电影不是为观众所熟悉的艺术形式这一情况，多在电影放映的过程中加播“放映解说”，于此可见，电影从业人员对观众理解力的“不放心”。此外，在剧本的编写和修改中，也格外注意技术手段的改进，以免造成观众理解上的障碍。剧本第二稿在记叙高波牺牲时，原先的电影拍摄方式是：“这时高波感到天摇地摆，像海洋里遇到暴风雨的船只一样，左右颠簸，接着天地就昏转起来，好一会慢慢平静了。镜头落在一棵伟立的长松。”[4] (P5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部长李伟批注了“不用这种镜头”的意见。后来，剧本修改了剧情，高波没有牺牲，对这个问题换了另一种方式来解决。还有一例，战士们追击老道，“两个追击老道的战士，更像飞人一样，一切的东西在他们的眼睛里都晃得模糊不清，让人惊骇悬恐。”[4] (P54)李伟在旁边的批注是：“这种镜头不要用！” 电影还将一些景物的象征性加以固定化，如“青松”表示永恒的生命①，“红”只能是“我军”的象征语汇，哪怕是在反语意义上也不能让敌人使用。刘利生认为，杨子荣布置“百鸡宴”，提出用“满堂红”来形容威虎厅，“虽是反话，也不好，会起副作用”。他要求，“‘满堂红’决不可以同匪徒的宴会联系起来，一定要改掉。即使由杨子荣提出‘满堂光’，仍是反语，但立场鲜明，没有副作用。”[1] (二)电影的风格 新中国电影导演的“血统”是不尽相同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左翼电影人，到解放后仍继续着他们那种带着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的探索，而拍摄战争电影的导演，大多为军人出身。只是在他们的“出身”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拍摄《英雄虎胆》的严寄洲，虽然是革命出身，但他早年在上海曾看过希区柯克几乎所有的电影，所以，他的电影总是留下悬疑片的特征[5] (P42)。而刘沛然则不同，他由山东老家直接参军，从未在灯红酒绿的大上海待过，虽不像那些个性强的导演，每一部电影都打上强烈的标记，但他的电影也表现出个人风格的特点。刘沛然执导的《黑山阻击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为是“反战的”，我军司令员有明显的厌战情绪，电影贯串着一条爱情线索，还表现了孩子被扔下山的“痉挛的双腿”，颇有点“文人化”的倾向；而《林海雪原》的重点在杨子荣打进匪窟之后，演员所表演的“匪气”，且其“京剧化”成分也较多，电影偏于戏剧化和传奇化。导演风格的不稳定，一个原因是这两部电影都是联合导演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两部电影对剧本的依赖都比较大，而电影《林海雪原》更是依靠了话剧《智取威虎山》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