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8-0460(2007)02-0054-07 《伤逝》是鲁迅写的惟一一部有关爱情婚姻家庭悲剧的小说。它不仅体现了鲁迅对中国妇女问题由来已久的关注，同时还是鲁迅对此问题所做的思考、探索与努力有了新的收获与起步的标志。它“不但是那个时代斗争生活的一面镜子，同时也是鲁迅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一面镜子。”[1] 24由此，《伤逝》一直是人们研究与探讨鲁迅女性观的一个重要范本。对此范本的解读者与研究者层出不穷，代表性的旧论新见概而述之有二：一是直接引用小说《伤逝》中男主角涓生所表述的思想言论，如经济基础论、爱情更新论等，再辅以鲁迅本人观点“社会解放论”，以铁证鲁迅之思想本源；① 二是把鲁迅现实婚恋关系，拿来实证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与关系，如子君形象为“同居前许广平同居后朱安”论，甚而还有指说是写另一个和鲁迅有情感关系的女学生许羡苏的，以此坐实鲁迅因对在自己生命中出现的这三个有特殊关系的女人，或出于不安，或出于内疚，或出于婚后恐惧症等复杂微妙之心理，乃作此文以洗白自己对原配夫人的冷漠，即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以警示新人(指许、苏)切勿重蹈旧辙，暗示要对旧人(指朱安)负责到底等等。② 把小说人物等同生活原型的阐释方法，显然没有超越语言内之物，从而无法统观并释读出文本所蕴含的语言外之物——话语类型、意识形态乃至更为深广的历史文化结构与背景，既无法真正理解作品的意义问题，更无法反观意义的产生方式。而这正是一个真正有价值的文本需要人们解读与挖掘的地方。 如果我们能够摆脱“小说者说”对文本研究的强大影响，从文本自身内在结构分析出发，就会发现《伤逝》在整体叙事上，在人物的塑造与情节铺陈中，存在着明显的叙事破绽与逻辑缝隙。如从女主人公子君的形象塑造上来看，子君的思想、性格到言行、做派，在与男主人公涓生同居前后都出现了反差巨大、截然不同、判若二人的断裂与不统一。同居前的子君，自信、勇敢、有理想，追求新思想，渴望新生活，充满朝气；她可以大无畏地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她可以在讥笑、猥亵和轻蔑的世俗眼光中，目不斜视地、镇静地、坦然如入无人之境地骄傲来去；她让处于寂静、空虚、焦躁中的男人公涓生充满期待，并因为她的来临而骤然生动起来。可是，“这彻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脑里”的修养；这散发着强烈自我性、革命性、先锋性的精神气质；这比涓生“还透澈，坚强得多”的性格，却在同居后倏然无存，真可谓来有踪则去无影。从后来的这个子君形象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麻木不仁，没有思想，不会表达，更没有追求，只会沉默着煮饭养狗喂鸡的旧式妇女，看不出任何经过现代教育的新女性痕迹，她让涓生感到沮丧、厌恶甚而绝望。如果说人们确实看到听到的只有男主角涓生单方面的喋喋不休——它一方面将子君罩严在他的话语下成为一个沉默的影子一直到死；一方面把作者哀她不幸，怒她不争的心态，表现得路人皆知——只是出于“手记”这种文本形式的特有效果，那么涓生在求宽恕的语义下，充满贬损对方的语气；在自我忏悔的语表下，充塞训导对方的语意，则是任何情节性变因与文本形式都无法遮掩的了。由此悖反语言行为而产生了言不由衷的效果。正是这种言不由衷的“虚伪”感，给叙事者极力要在文本中营造的真诚性语境，造成极大的破坏与割裂；而这种语境的割裂与矛盾，则直接带给叙事本身无法克服的悖谬感；而叙事的悖谬感则直接带给《伤逝》疑义的存在与解读的迷惑性。 笔者在此特别强调的是，对《伤逝》疑义的指出，并不是怀疑其作为鲁迅最具代表性、最具社会影响力、同时也是最具研究价值的作品之一的身份，而是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这些疑义的存在，才使《伤逝》隐含着丰厚的远不止于与故事表层因素相关联的那些信息，同时，它也才真正挑战了人们的解读与认知。如果人们能够正视《伤逝》叙事中明显存在的这些逻辑破绽与意图悖谬，那么，这样一个问题势必会被提出：作为一个具有思想家、五四新文化旗手、中国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作者等多重精英身份的鲁迅，为何会在这样一个短篇小制中，留下诸多显而易见的叙事缺陷？这个事实本身蕴含了什么，说明了什么，意味了什么？小说艺术大师米兰·昆德拉曾说过：“每一时代的小说都和自我之谜有关。”[2] 22但现在笔者更感兴趣的是，如果一个时代的小说之谜呢，它又会与什么有关？它显然蕴藏着超乎研究作者与其“语言内之物”的层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伤逝》的叙事之谜，才真正使它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绝不多见的研究范本。 从《伤逝》故事层面上来看，它的叙事是通过现代个性与妇女解放双重话语背景下的“私奔”行为来实现的。私奔，“旧时指女子私自投奔所爱的人，或跟他一起逃走。”[3] 1085在此释义的基础上，结合从“旧时”一直绵延于今的私奔行为特征，我们可以做出更准确的定义：私奔可指一对男女两情相悦，却为权势或环境所不容，私下从原有的生活环境与秩序中逃离的行为。据此，我们还可归纳出“私奔”的二点要义：第一，私奔在古典情境中特指女性所发生的行为；第二，私奔成为婚恋自主的代名词，在不同的历史与社会情境下具有叛逆性与革命性。 “私奔”作为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反常事件，在满足人们反规心理与破禁欲望上，还兼具有相当的戏剧性。由此，“私奔”才会成为古典文学中的叙事模式，广受创作者与受众的青睐与欣赏。饶有意味的是，“私奔”以明显构成对封建宗法制与道德礼教反叛与对抗的行为，却在封建社会中以文学叙事的形态大行其道，这多少反映了封建社会，对“私奔”行为貌似壁垒森严内里却稀松平常的态度。如果我们对这种看似十分矛盾的现象做深一步探究的话，会发现它的逻辑成因在于：“私奔”虽然反叛的是封建礼教的清规戒律，追求的是婚恋自主，但是，这种叛逆与反抗行为，也仅仅是起于情欲而止于情欲。曹雪芹深谙其秘，在《红楼梦》中让贾母专门上演了一出针对“私奔”模式的故事《凤求鸾》的“掰谎记”：“编这样书的人，有一等妒人家富贵的，或者有求不遂心，所以编出来遭塌人家。再有一等人，他自己……想着得一个佳人才好，所以编出来取乐儿。”[4] 684贾母的“掰谎”，一针见血，一是挑明了“私奔”模式的出处：它只不过是出自如此一干男人的移情所致；二是挑明了让女性做出此叛逆行为的始作俑者是男性，男为主动，女为被动。前者之因决定了“私奔”起于情欲而止于情欲的特质；后者之因形成了“私奔”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性别关系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