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存于寂寞之中： 从“芦焚”到“师陀” “芦焚是天生的小说家”，① 当小说家芦焚即师陀去世之后，他的好友卞之琳曾经这样评说。其实，没有人能“天生”就有小说家的禀赋，这个卞先生自然是知道的，他所谓“天生的小说家”之意，大概是强调自己的这位好友作为小说家既足够“本色当行”，而其走上小说创作道路又近乎“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偶然——倘若如此说来，那当然也未尝不可。 的确，芦焚或者说师陀之成为小说家其实并非他的初衷，更非他的父母之所愿。1910年3月他出生于河南杞县一个姓王的小地主家庭，取名“王继曾”，那时家境已在走下坡路，这样的命名当然包含着长辈们指望他长大后“光宗耀祖、重振家业”的寄托；由于自幼聪颖好学，父母对他的期望也更为殷切，不惜花费送他到省会开封去读中学，时在1920年代后期。然而出乎家长意料的是，少年王继曾在那里却接受了新文化思潮和大革命运动的感染，读高中期间更进一步接受了左翼思潮的影响，不但无心于“光宗耀祖、重振家业”，反而自作主张改名“王长剑”以表示对革命事业的向往。1931年秋，高中毕业的王长剑断然放弃了考大学的“正道”，怀着一腔的革命激情跑到北平去寻找中国共产党，准备参加革命。由于发现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中单是“王长剑”这个名字就可能带来无谓的麻烦，所以他又改名“王长简”，但追求革命的志向仍然坚定不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王长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同年创作了反映学生爱国运动的小说《请愿外篇》、《请愿正篇》，以笔名“芦焚”发表在左联刊物《文学月报》和《北斗》上。这引起了《北斗》主编丁玲的注意，她写信问芦焚是否愿意和“左莲”女士交朋友。芦焚明白“左莲”女士即“左联”，左翼文学正在向他招手，但当时的他一门心思要参加实际的革命运动，而视文学创作为偶一为之的业余爱好，所以复信谢绝了丁玲。此后的几年间，芦焚一边以写作谋生，一边寻找参加革命的机会。1932年秋，他曾和自己的同学、共产党员赵伊坪去济南找党组织，1933年春，受赵伊坪的委托到河南辉县太行山区考察打游击的可能性……然而这种种努力都由于条件的不成熟而未能如愿，不想当作家的芦焚只得重回北京继续从事写作。1936年5月他出版了第一部短篇集《谷》，稍后并获得京派文人主持的《大公报》文艺奖金，这使“芦焚”成为文坛上颇受瞩目的新秀。至此，芦焚才放弃了参加实际的革命运动的初衷而专心于文学创作，但他并不认同京派文人的文学趣味和政治立场，内心里一直保持了对左翼文学的同情和对革命运动的向往，虽然他也并不完全赞同左翼文人的一些说法和做法。 1936年秋，芦焚自北京转赴上海从事创作。在那里，他经历了抗战爆发前的骚动与不安，抗战初期的亢奋与浮躁，沦陷时期的黑暗与压抑，以及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的“劫收”与败乱，终于迎来了上海的解放。在那些风雨如晦的岁月里，芦焚心怀忧愤，寂寞自守，埋头创作，成就卓著，贡献出两部系列小说集《里门拾记》、《果园城记》，三部短篇小说集《落日光》、《夜鸟集》、《无名氏》，四部长篇小说《马兰》、《无望村的馆主》、《结婚》和《历史无情》(另有两部长篇小说《雪原》、《荒野》只发表了部分章节而未能完稿)，四部散文集《黄花苔》、《江湖集》、《看人集》和《上海手札》，并且也曾介入剧本创作，分别依据安特烈夫和高尔基原作改编为话剧《大马戏团》、《夜店》(与柯灵合作)。从抗战前到抗战期间，芦焚始终坚持不在国民党御用报刊和敌伪刊物上发表作品，抗战胜利后更因笔名“芦焚”曾被汉奸文人及其他无聊文人接连盗用，遂公开宣布弃用“芦焚”而改署“师陀”，那时他任教于上海戏剧学校，兼为电影公司特约编剧。 新中国成立后，师陀先是努力深入基层生活、力图反映新社会，但碍难适应，收获无多，稍后转入历史小说和历史剧创作，渐有转机，但随后受到批判，被迫停止创作。新时期之初师陀曾经创作出《李贺的梦》，那的确为令人耳目一新的历史小说，但毕竟年届古稀，精力不济，并且由于师陀在新时期未能像其他名作家那样恢复工作和待遇，所以文坛与学界也都渐渐疏远了他，不求闻达的师陀在清苦的生活中埋头修订旧作，度过了寂寞的晚年。1988年10月7日，师陀在上海寂然辞世。他的老朋友卞之琳立即撰文悼念并殷切“希望在今日出书难，一些出版社不惜给名家出大部头选集、文集、全集的好意当中，约哪位熟悉师陀其人其文的还有足够时间与精力的友好或亲属为他编一套文集……该是经得住一读再读的”。②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了，卞先生恳切地呼吁只是无人理会的“独白”，直到师陀逝世16年之后，这位寂寞的小说家的全集才由其故乡的一所大学出版社出版。 从芦焚到师陀，这位偶然闯入文坛而后一直默默耕耘的小说家就这样寂寞以终老。这说来不免让人感慨，但其实于作家自己不但无损反倒成全了他。事实上不论在“芦焚”时期还是在“师陀”时期，他都一以贯之地把自己视为文坛的“小人物”而谦默自守、专心写作，从不追逐热闹和声名，所以他自然也就不会成为当年的文坛焦点或今日的文化符号。然而，如今回头来看，有多少自视甚高而且声名显赫的文坛名流名副其实呢？而自以为“胸无大志”、自喻为“小丘陵”的师陀，③ 其笔下虽非字字珠玉，但确有不少作品诚如卞之琳先生所说，是“经得住一读再读的”的佳作以至杰作，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