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今年年初吧，中国社会文化学会理事尾崎文昭转告我说该学会的刊物《中国——社会与文化》希望我为“人与学问”栏目撰稿。我心想即便只是中国文化学会中，也还有许多比我年长、业绩更出色的先生，写作这样的文章还轮不到自己，总觉得这提议本来就缺乏现实性，明确的回绝都不需要。 但此后尾崎又好几次提起这件事。据说向我约稿是编辑委员会的意向，而且这一想法来自思想哲学部门。尾崎不断的说服，还有我的优柔寡断，加上自己心中潜藏着的自我表现欲，使我渐渐感到难以拒绝。再怎么自认年岁小，今年5月竟也满70岁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然无法说话写作。我头脑里突然浮现出这样奇特的论理：与其等到无法动笔再后悔，还不如先写下来，即使因此出丑。而且尾崎说如果感到难以下笔，他可以先对我进行访谈，我再根据访谈来写。对方这样热心，我也就接受了这一建议。访谈的日期是3月28日，以下文章便是我依据当天的记录重写而成的。 不过，写作这样的文章，对我来说已不是第一次。收录我文革期间发表的文学领域之外文章的《“文革”的轨迹与中国研究》(1981年，新日本出版社)的《后记》中已涉及了一些，1995年9月中国社会文化学会年度大会时举行的圆桌会议“回首战后50年”(《中国——社会与文化》11号，1996年)上也曾谈到，同年10月在每年一次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集会”的座谈会上我也做过类似的报告(《野草》57号，1996年，中国文艺研究会)。因此难以避免出现重复，恳请读者见谅。 与中文、中国文学的相遇 我开始学习中文是因为1948年4月考入旧制第一高等学校，被编入其中的汉语班。关于当时的学制和我以第6志愿考入汉语班的情况，因以前在不少地方写过，这里就不涉及了(日本旧学制中最典型的升学程序为小学6年，中学5年，高等学校3年，大学3年或者4年。因此当时的高等学校相当于今天的大学，大学相当于今天的研究生院——译者注)。 汉语班在战后只有一高和山口高等学校设置，我当时是第3届。第1届有尾上兼英、高田淳和松本昭等，第2届有芦田孝昭、桧山久雄等，当然与他们认识是后来的事情。 汉语课最初由藤堂明保和工藤篁两位老师担任。记得在刚开始不久的一次课上，工藤老师问大家都是第几志愿进的汉语班。第1届似乎还有几位是带着明确目的、自己选择了汉语，但记得到我们这一届，第1志愿者为零。 经过激烈竞争好不容易考入一高，不料因学制改革，第1学年结束时一高改为新制大学。原希望在校生可不需考试直接升入新制大学，但期待落空，只得连续两年参加入学考试。我们上届的学生按旧制念到3年，大学也照旧3年毕业，因此我们成为新制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新制大学的学生1、2年级都先在教养学部学习，之后再分专业——译者注)第一届学生。这次选择什么外语要到入学后才决定，不过有个条件，即“第2外语可选择汉语的仅限于预定升入文学部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生”，也就是，遑论法律经济等其他专业，即使是将要选择文学部的中国哲学或东方史为自己专业的学生，汉语都只能作为第3外语以下的语种。这是当时汉语教学在东京大学的地位。我听仓石武四郎教授说过，按原来的方案，第2外语里甚至没有汉语，是他通过文学部(相当于中国的“文学院”——译者注)部长(听说是西洋史的今井登志喜)强硬地要求才得以保住2外的地位，虽然仍有限制。 我当时自然无从知晓其中经过，总之决定去中文专业、选择了汉语班。这时的同班同学中有竹田晃。 起初是以第6志愿开始汉语学习，1年后却坚定了选择中文专业的决心，其动机虽不明确，但中国革命的进展确是一个因素吧。虽然未有坚决支持革命那种程度的思想自觉，但中国也许将变成一个崭新的国家，这对我是一种诱惑。关于鲁迅，一高一年级下学期藤堂老师的课让我们读《阿Q正传》(暑假前刚学完仓石武四郎所编的《中国语法读本》，秋季一开学便是《阿Q正传》。后来听藤堂老师自己说，被仓石先生责备这就像是让刚断乳的婴儿吃糯米饭)，此外从学长那儿也听到不少鲁迅的事情，不过还未引起我强烈的关心。 我如今想，不仅是自己与中文、中国文学的关系，包括进入一高和东大，也都与日本的战败和战后改革密不可分。在此意义上，首先应当说是当时的整体状况推动的结果。 我的外祖父出生于北海道，年幼失亲，在亲戚家长大，因此等到可以当海军志愿兵的年龄(征兵是20岁，志愿兵大概是18岁？)便入海军，从新兵一直晋升到特务中尉(特务指非海军学校毕业——译者注)之后退役。外祖父只有一个女儿，因此从海军招赘婿，那便是我父亲。父亲是山形县庄内地区农家的次子，报名参加海军，后来海军因日本战败被废置时，成为所谓的“波茨坦少佐”(指废置军队时给所有的军官特别晋升一级，因此那时的新头衔被叫做“波茨坦○○”——译者注)。父亲老家还兼营米店，按中国的说法，算是“富裕中农”，不过出身于这种家境，似乎父亲脑子里原本就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念头。 因为这样的环境，我家里并无文化氛围，也没有藏书。只是听说外祖母年轻时似乎对文学多少有些兴趣，买过最早的“一元本”、也就是改造社版的《现代日本文学全集》，因而家里还留有一册《夏目漱石集》。外祖父外祖母虽都热心后代的教育，但也许是出身农家的缘故吧，外祖父星期天一看到大哥和我白天便面机而坐就不满意，觉得虽说读书，但男孩子大白天就坐在桌子前面不太像话，总是想办法带我们到外头去。 因此，高等学校到“帝国大学”这样一条升学路线，在我们脑子里完全不存在，更理所当然的打算是进入海军学校或海军会计学校。大哥于1945年春提前4个月中学毕业，随即进入海军会计学校，一直到战败都在神户垂水的分校。中学二年级的我自然也在1945年5月左右准备报名前一年创立的“海军预科兵学校”。外祖父、外祖母和父母虽没有明确反对但都显得消极，只说等到三年级再申请也不迟。记得我当时听了很意外，心想，怎么连父亲都这么说。现在推测，那时身在海军省的父亲，可能已经看清日本逃脱不了战败的命运了吧。结果，还不知道经在读的中学提交的入学申请书是否已正式提出，日本就战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