丸山昇先生是日本著名的中国现为代文学学者。二十多年来，虽然有不少向他请教的机会，但事实上见面只有两次，每次的时间都很短暂。1991年10月我到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当教师，学部在目黑区驹场。大概是年底，东大在学校的山上会馆，举行外国人教师的招待宴会。教养学部村田教授陪我乘车来到本乡的东大，并介绍我与当时任中国语言文学科主任的丸山升教授见面。知道我的专业是“当代文学”，寒暄之后他便问我，洪先生喜欢当代的哪些作家。虽然我以“当代文学”作为职业已经十余年，却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一时愣住了。一连串的“当代作家”的名字，便走马灯般地在脑子里打转，最终还是拿不定主意该“喜欢”谁，只好嗫嚅地说，“没有最喜欢的”。在当时，即便是“新时期文学”也有点让我失望，加上对自己判断力缺乏信心，所以，下意识地将丸山先生的“喜欢”，偷换成“最喜欢”，当作这个推诿的回答的理由。但是谈话似乎就很难继续下去，离招待会开始又还有一段时间，村田教授便说，我带你去看看资料室的藏书吧，我便松了一口气地逃离现场。第二年，按照规定，丸山先生年满六十从东大退休，到了私立的樱美林大学任职，不过还是在东京。而我在1993年秋天离开日本之前，却没有再去拜访他。待到又一次见面，已经是十多年之后了。2005年初的冬日，我和谢冕、孙玉石、臧棣、姜涛一同到日本旅行，从大雪后初晴的箱根、伊豆到了东京。那一天去了浅草寺，乘船游了隅田川，回到新宿的王子饭店，已经晚上八九点。丸山先生和夫人从傍晚就一直在饭店等我们回来。握着他的手，见到温和、真诚的眼光笑容依旧，但比起十多年前来，毕竟是有些苍老，且消瘦了，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 就在这一年秋天，北大的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举办“左翼文学世界”的研讨会，丸山昇、尾崎文昭等多位日本学者都来出席。会议主题是检讨“中国1930年代文学”，探索左翼文学遗产的现实意义，也庆祝丸山先生论著中文译本(《鲁迅·革命·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出版。我也是这个“文化研究中心”名义上的成员，研讨会主持者便要我去参加。因为那一段时间身体不大好，也因为丸山先生的书刚拿到手，还来不及读，便没有去。后来听说不少发言和论文质量很高，特别是丸山先生论著座谈会，气氛的热烈为近年学术会议所难见，便不免有些后悔。可以安慰自己的是，这让我能够静下心来，阅读他的这本著作，从中收获没能当面从他那里得到的教益，特别是有关文学批评、研究的精神态度、视点、方法的方面。 丸山的学术风格，应该说具有日本学术的那种重视材料梳理、论述细密的特征。不过，我与这本书的译者一样，能够真切感到“那似乎琐细的材料考证背后的热诚”(《鲁迅·革命·历史》译后记)。我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学术不是那种“职业性”、“生命萎缩”的，在严谨论证中可以捕捉到动人的生命热度。这样说，不仅仅是指文字之中透露的执著、诚恳，更是表现在研究方法、视角的选取和运用上。 丸山在书的《后记》里写到这样的一个细节：1956年患上急性肾炎，未能治愈；到了1976年，医生宣告进入肾功能不全阶段，需要人工透析。在当时的医学条件下，普遍认为即使透析，也只能维持四五年的生命。得知这一情况，他写道，“我最先想到的是，我怎么能就这样连一趟中国都没有去过就死呢。其次想到的是，在中国承认‘文革’是一场错误那一天之前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死”。这些话让我震动，以至一时没能继续读下去。我想，即使是像我这样的经历“文革”的中国“当事人”，似乎也从未产生过这样的想法和情感吧。他和他的“学术”与异国的历史，与隔海发生的事变之间，究竟是如何建立起这种关联的？这是我常想的问题。 当然，就一般的情形说，这种联系能够得到理解。90年代初我在日本的时候，东京大学专治现代汉语的传田章教授跟我说过，近半个世纪，日本学者走上中国问题研究道路比较集中的时间，一个是战后到新中国成立，另外是“文革”初年。丸山昇50年代初对中国现代文学感兴趣，并最终选择它为自己的专业，是基于当时“现实中中国革命的进展”。就像他在《作为问题的1930年代》中说的，回顾日本近代史的过程，将它同中国的现代史进行对比，从中寻求日本批判的立足点，“可以说这既鲜明地体现了战后一段时期的思想、精神特色，也代表了战后日本中国研究的一个‘初衷’”。丸山在他的学生时代，参加过日本的左翼民主运动。1951年和1952年，因为示威发表演讲，反对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两次入狱。借鉴中国革命的经验，来反思日本在近代的失败，寻找未来的道路，是他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动力，也构成他的源自深切现实关怀的问题意识。作为“将中国作为尊敬与憧憬对象的无数人中之一”，由此产生了对“五四运动”、“文学革命”等历史问题的“深切同感”。中国研究所形成的“中国像”，与日本现状的抗争，在他的“学术”中构成“共振”的关系。 这虽然在一代学者那里带有某种普遍性，但是我相信丸山有他自身的缘由，只是没有更多的材料能够支持进一步的分析。但是，从视角和方法上也能够看到这种独特的方面。他在分析竹内好将中国论作为有意识的“方法”所选取的视角时，说竹内“与其说是通过和中国的对比来构筑日本批判的立足点，不如说是先存在强烈的日本批判，然后将中国设定为对立的一极”。丸山的视角与竹内显然有所不同。丸山的倾向，显然更重视他所描述的状况与中国现实的切合程度，中国文学“历史真相”，以及它的现实展开的复杂性，始终是他考察、追踪的目标，并转化为几乎是“自身”的问题。从50年代中期中国发生“反右”运动开始，丸山看到现实的情况已经“大幅度”地超出当初中国研究的“初衷”。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一方面，他没有放弃这种“初衷”仍具有的某种合理性，即便在发生了“文革”的激烈事变之后，也没有打算做断裂性的“转向”；另一方面，又以严肃的，追索事实的态度面对超出预想的复杂性，不回避给原先的“尊敬与憧憬”蒙上阴影、甚至产生震撼性打击的事实。相对于一些历史“终结论”的学者(他们已经把研究转向某些过去忽略的“细部”)的认识，丸山认为我们对中国现代历史、文学的“复杂性和深刻性问题”的了解、把握仍有待继续。他说，“在迄今为止形成的中国文学研究的框架中，而且还是远远贫瘠、窄小的框架中，仅仅去挖掘以前未被讨论的问题，这不是太寂淡冷清了吗？”他的这个评述，可能得不到许多人的赞同，他自己也说“也许还是精神遗老的一种杞忧”，但是却值得认真思考。意识到他那一代人试图解决，但并未解决的基本“问题”有可能被丢弃，他殷切地表达了这样的期待：“希望大家替我们将以我这一辈人的感觉无法感知的问题一个个弄清楚”(《战后五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