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27日在丸山昇先生《鲁迅·革命·历史》一书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 并非题外话：对伊藤虎丸先生的怀念 去年我们曾开过一个座谈会，讨论也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木山英雄先生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一书。我作了一个发言，谈到了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界的“三巨头”伊藤虎丸先生、丸山昇先生与木山英雄先生对我的影响——我在回顾自己的学术成长过程时，总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尽管真正进入研究界的时间有点晚，已经年过四十，但从一开始就接触到学术的高峰：不仅得到国内学科创建人王瑶、唐弢、李何林那一代前辈的直接、间接的指导与培养，而且有机会和国际汉学界进行学术的交流，得到许多教益。而在我的感觉中，我所说的“日本三巨头”是代表了国际中国现代文学与鲁迅研究的高水平的三大高峰。而且读他们的著作，没有读一般外国学者著作通常有的“隔”的感觉，就像读自己本国的前辈的著作一样，常常会产生强烈的共鸣，以及“接着往下做”的研究冲动。——我说过，我的《野草》研究、周作人研究，都比木山英雄先生晚了将近二十年。这回读丸山昇先生的著作，也有类似的感觉：我下一个研究计划，就是要研究左翼文学和晚年鲁迅，而我意识到的一些问题，丸山昇先生几十年前已经提出了。 而我更想强调的是，这三位“巨头”对我的启示与影响，不只是学术的，更是人的精神、性情、人格的吸引。我在这里，特别要提到伊藤虎丸先生——在伊藤虎丸先生离开我们时，我就想写一篇文章寄托我的哀思，却始终没有写成，这件事一直让我感到不安与内疚，今天我要借这个机会，表达我的一点迟到的追思。 让我永远难忘的是，1989年，在我们最为困难的时刻，伊藤虎丸先生作为日本朋友的代表，来北京大学访问，带来了最及时、也最宝贵的精神支持。我当时正处在极度困惑之中，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估计相当悲观，就给伊藤虎丸先生写了一封信，就像是向自己的长辈一样倾诉了自己的苦恼与不安，却不想我的这封信吓坏了伊藤先生和日本朋友，他们为我信中对形势的严重估计所震惊，却不知如何安慰我。很久以后我才从平原兄那里得知这一切，真为自己的孟浪而后悔不迭，但同时也为伊藤先生和日本朋友的感同身受的真切理解与关怀而感动。 就在那次访问中，伊藤先生还为我们做了《早期鲁迅的宗教观——“迷信”与“科学”之关系》的学术报告，这同样给我以很大的震动，可以说为我打开了进入鲁迅世界的一道重要门径，我后来写《与鲁迅相遇》第二章《鲁迅思想和文学的逻辑起点》就直接受到了伊藤虎丸先生的启示。伊藤虎丸先生是一直倡导中日知识分子和人民之间的“心的交流”的，可以说，我们这一代的中国学者和伊藤、木山、丸山这一代的日本学者之间确实达到了心灵的交融，这是很不容易的，也是特别值得珍惜的。 我曾经想过，这样的交融是怎样产生的。这次读丸山先生的著作，又再次思考了这个问题。于是我注意到丸山先生谈到“1950年代前半期”日本中国现代文学与鲁迅研究的状况时，有一个重要分析：“曾有一段时期，日本经由那场战争的失败，落入了与亚洲各民族同样的境遇，开始了解被压迫民族的心”，“在那样的状况下，日本人才开始把美军作为占领军来认识，从中，产生了对法国的抵抗文学、中国的抗战文学的共鸣”，甚至感到“日本成了鲁迅的中国”①。这正是我们共同的成长背景：五十年代我们这些中国中学生和丸山这一代日本大学生之间，是有着共同而又有区别的“被压迫民族”的境遇、情感、体验和共同的对现代化的追求与反思，而作为联结我们的精神纽带的，则是作为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魂”的鲁迅。这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有着共同或类似的问题意识，也更容易产生共鸣：我们不仅是同行，更是“朋友加同志”。 但今天的中国和日本，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至影响到两国知识分子、民众之间的心理与感情：这都是我们不能不面对的现实。或许正因为如此，每次见到丸山昇先生、木山英雄先生，想起伊藤虎丸先生，都有说不出的亲切感和因稀缺而越加依恋的“相濡以沫”的感觉，而且会涌出许多复杂而难以言说的感慨。我在去年与“三十年代研究会”的朋友座谈会上说了一些，但也没有说清楚；这里也就不再多说了。 总之，无论是伊藤虎丸先生的《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木山英雄先生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还是我们今天要着重讨论的丸山昇先生的《鲁迅·革命·历史》，在我的感觉中，都不是一般的学术著作，这是一部和我们的生命相关的历史，因此我们将直面作者自身的，以及我们自己的心灵的历史。 (二) 我感悟到的丸山先生对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实验的持续关注 刚才尾崎文昭先生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受“竹内鲁迅”影响又有别于他的“丸山鲁迅”。我不了解日本的思想文化背景，因而无法对“丸山鲁迅”说些什么。我所能谈的，是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而且是有着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发展脉络的我，对丸山先生及其学术的一些理解和感悟，也可以说是“我的丸山观”。它可能有点意思，但难免有误读，其局限性是显然的，这是首先要请丸山先生和日本朋友们谅解的。 我首先注意到丸山先生对于他自己的立场曾有过这样的表述：“我自以为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他同时解释，“马克思主义”也可以称为“科学的社会主义”②，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和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的命运的关注，对他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他又说自己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近乎同时开始中国研究的人”，因此，他强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她所孕育出来的文学，或者生活于其中的文学家、知识分子所做的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到了今天，可能‘文革’后的一代认为这些问题不必再提，但在我是无法这般处之泰然的”③。——我以为，这是我们理解丸山先生和他的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现代精神史研究的一个主要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