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07)01—0112—08 1986年，美国著名学者、文学评论家弗里德利克·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在讲到中国作家鲁迅(1881-1936)以及其他作家的作品时提出，“在第三世界文学中，根本上都存在某种民族主义”。(詹明信：第65页)“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学都是寓言的……应当被看作民族寓言来解读。”(詹明信：第69页)我把national allegory译为中文的“民族寓言”，又把它回译成德文的Vollksallegorien。这样的翻译方式对于本文主题很关键，因为我认为台湾文学，尤其是流亡作家白先勇先生和曾被称为“中国最卓越的作家”——台湾乡土作家陈映真先生(米勒，第2页)——的作品不仅构成了所谓“文化中国”的文学的一部分，也从独特的台湾视角阐述了一种中国的民族寓言。这个视角涵盖了日本的占领、中国内战、中国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恐怖、多国资本的侵占，还有大陆市场经济的复苏，消费主义的兴起。台湾此前已经经历了这段繁荣期，但也一直承受着其负面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台湾的经历与大陆相似，但在时间上领先于大陆，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仅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中国的过去，也可以帮助我们推断其未来。 这一点在陈映真的作品体现得尤为明显。1937年11月19日，陈映真生于台湾竹南一个大家庭，在莺歌和板桥度过少年时代，那时这两个村庄(现在属于台北县)还在日本殖民政府的统治下。既然当时台湾处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统治下，因此可谓符合毛泽东和詹明信对“第三世界”的定义，尽管那时候比起大陆的许多地方，台湾的基本设施要发达得多，甚至可以作为日本殖民统治的成功典范。最近在香港举行的一次作家座谈会，陈映真说：“在座的所有中国作家中，我是唯一有殖民地背景的中国作家。”(《明报月刊》2005年8月号，第39页)这说明陈映真自己也认为这种第三世界的生活经历是他创作背景的一个重要因素。 白先勇也生于1937年，与陈映真不同的是，他生长在名门望族。但是由于日本的入侵，以及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利，他跟着家人不断迁徙，从家乡桂林到南京、上海、香港、台湾，最后落脚于美国，在那里成就自己的事业，可以说也饱尝了离乱失落的滋味。陈映真的童年是在贫困中度过的。因为家里人口太多，他被送到叔叔家抚养(他的父母无经济力继续抚养他)，并且目睹一个童年的玩伴(比他大几岁的女孩子)被卖入妓院。下层的贫困生活、女性的奴役地位、童妓的悲惨遭遇等等在他的作品中都有反映。而在白先勇的作品中，女性的艳丽得到尽情展现，有时男性与女性的角色甚至可以互换，难分彼此，也就是说，女性的性格特征在不同情况中得到强调(梅兰芳的形象就是这种女性观在京剧中的最好表现。在《台北人》中有这么一句话：“这位钱夫人才是真正的女梅兰芳呢！”①)。当然，白先勇也描写过台湾的下层人民生活，比如穷困潦倒的老兵和饱受摧残的男妓。 陈映真的故事背景都在台湾，人物既有大陆人，也有台湾人，重点在于故事发生于他们之间。白先勇的作品集《台北人》中的主要人物则大多为大陆人，这表示他的小说集的名字也包含一层反讽(irony)。他最著名的短篇小说《游园惊梦》就可以看成是一种“民族寓言”的阐述。该小说写于1960年代中期，篇名借用了明代后期汤显祖的名作《牡丹亭》的第十出的题目。故事发生在台湾郊外天母的一次晚宴上，地点是一处附带花园的豪宅。主要人物钱夫人原是国民党将军夫人，最近成了新寡，财运败落，所以试图通过接近来自大陆的达官贵人，重新进入上流社会。她在南京时是个有点名气的昆剧演员，这一次她在席上应邀表演。不知道是听众太过热情，还是自己太紧张或者是由于多喝了点花雕，她一时失声，甚至半句也唱不出来(白先勇，第356-358；374-375；376-377页)。 白先勇在剧本中运用了许多西方现代表现手法，如意识流等，让人不禁联想起乔伊斯的风格(白先勇，第368-375页)，但更让人感到兴趣的是他对大陆、台湾和那场离乱的表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演员或“戏子”的地位很低，比妓女高不了多少，所以她与将军的联姻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1940年代内战时，将军偶然听过她的戏，才决定娶她，并把她带到了上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场内战让有些人无从逃脱，却为另外一些人打开了机会之门。但从民族寓言的角度来说，这位钱夫人的失败象征着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利。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这一故事的结局质疑了流亡者是否有能力将他们所理解的中国传统文化带入新的环境中。白先勇目前却出乎意料之外正在试图实现这种梦想。他最近在2004和2005年在台北重新上演《牡丹亭》，试图表现一种“纯正”的中国传统文化韵味。此前他对陈士争的纽约版《牡丹亭》大感失望，多有指责。(台湾媒体对陈士争的海外版《牡丹亭》有诸多评论，详情参见拙作《大流亡中一亭阁：昆剧〈牡丹亭〉的流亡命运》。发表于《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通讯》，第26期，2002年12月，第2-8页。)剧中的布景、服装、化装堆砌了大量中国元素，看似地道，却太过雕琢生硬，失去了原作的浪漫意境和传统韵味。 陈映真起初被认为是台湾“乡土”作家，但他的作品同时也属于现代派的一种。他用现代表现手法如不连贯的，支离的叙事结构，达到了一种独特的蒙太奇效果。他的作品不仅反映了台湾的乡土生活，也表现了这场离乱中人们生活的动荡和心情的失落。我认为台湾在近代一直遭受着这种离乱的影响。这确实是因为它是中国大流亡(the Chinese diaspora)的一个成员。如前所说，下层的贫困生活、女性的奴役地位、童妓的悲惨遭遇等等在陈映真的作品中都有反映。但这并不只是台湾底层社会的现实，许多故事都明显包含着一种民族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