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和郑振铎的交往开始于郑发表郁的作品而郁却对郑有误会 郁达夫在1921年7月30日为自己的第一本书、也是新文学史上的第一本小说集《沉沦》写的《自序》中说：“《银灰色的死》是我的试作，便是我的第一篇创作，是今年正月初二脱稿的”，“寄稿的时候我是不写名字寄去的，《学灯》栏的主持者，好像把它当作了小孩儿的痴话看，竟把它丢弃了；后来不知什么缘故，过了半年，突然把它揭载了出来。我也很觉得奇怪，但是半年的中间，还不曾把那原稿销毁，却是他的盛意……” 郁达夫在这里说的“《学灯》栏的主持者”的“他”，就是指郑振铎。因为郁达夫知道当时郑振铎正在编《时事新报·学灯》，这段话便是对郑振铎的调侃和指责。然而这却是冤枉了郑振铎。郁达夫并不知道，最初他从日本寄稿来时，郑振铎还没有从北京到上海工作呢(当时的《学灯》主编是李石岑，而郑振铎是3月下旬到上海，4月中旬才参加编辑《学灯》，7月17日正式接替李石岑任主编)。只是后来当郑振铎从郭沫若那儿得知郁达夫有稿子寄来没发表一事后，才立即从《学灯》的积稿中找出此稿，并将它连载发表于7月7日至13日的《学灯》上的，然而郁达夫却因“过了半年，突然把它揭载了出来”而“很觉得奇怪”。 郁达夫一开始就对郑振铎有成见的主要原因是郭沫若的挑拨和误导 我们从郁达夫1921年6月14日脱稿的纪实作品《友情和胃病》中可以看到，这年5月底郭沫若从上海回日本，于6月5日见到郁达夫，当郁达夫问起上海文坛情况时，郭沫若曾大发感慨说：“再不要提起！上海的文氓文丐，懂什么文学！……一些谈新文学的人，把文学团体来作工具，好和政治团体相接近，文坛上的生存竞争非常险恶，他们那党同伐异、倾轧嫉妒的卑劣心理，比以前的政客们还要厉害，简直是些Hysteria[歇斯底里]的患者！” 这篇作品是郁达夫与郭沫若见面后不久写的，又经郭沫若看过。这里所谓的“新文学团体”，除了当时郑振铎发起的文学研究会以外，还有哪家呢？奇怪的是，郭沫若不久以前刚刚在上海半淞园与郑振铎、沈雁冰等文学研究会作家友好地见过面，吃过饭，郑振铎还和叶圣陶去访问过他，怎么又这样说话呢？而这番话对当时不了解国内文坛情况又性格敏感、好强的郁达夫来说，不啻火上浇油。因为他多年未回国，在日本受了很多气，年初寄给《学灯》的处女作《银灰色的死》又杳无音信，正憋得慌呢。他从郭沫若处了解到郑振铎是《学灯》的主持者，因而自然便把一腔怨怒都记在了郑的头上，并进而将整个文学研究会都视作了“假想敌”。他并且当即要郭沫若回国后便代他索回那篇稿子。然而，这篇文稿被耽搁未发表是完全不能怪郑振铎的，这一点上面已经说过了。 郁达夫最初走上中国新文坛得到了郑振铎的帮助 我认为郁达夫是在郑振铎的帮助下走上新文坛的。这样说，一定有不少人会感到惊讶。因为郁达夫不仅长郑振铎二岁，而且是与文学研究会齐名的创造社的元老啊。再说，本文下面还要讲到，正是郁达夫，在1921年9月起草发表的《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和翌年5月创刊的《创造》上发表的《艺术私见》等文中，暗射郑振铎等人“垄断文坛”、“压制天才”呢。 但是，郁达夫的这些话，不仅是偏激的，而且是严重误会的。关于《银灰色的死》的拖延发表的原因，上面已经写过了。毕竟他的第一篇小说还是由郑振铎发表的(郭文友《郁达夫年谱长编》引台湾刘方矩文章，称这篇小说是王平陵发表的，那是无耻的造谣，我已在报纸上揭露过了)。郁达夫这篇处女作《银灰色的死》“是不写名字寄去的”，他署的是笔名“TDY”；郑振铎绝它发表后不久，郁达夫又以颠倒过来的笔名“YDT”寄来第一首新诗《最后的慰安也被夺去！》，郑振铎立即将它发表于7月27、29日的《学灯》上。郁达夫的第一篇文学评论《〈茵梦湖〉的序引》，也是由郑振铎发表于同年10月1日他主编的《文学旬刊》上。郁达夫的第一篇散文《芜城日记》，又是由郑振铎发表在同年11月3日《学灯》上。这四个“第一篇”，有力地说明了郑振铎绝没有对郁达夫这样的“天才”，做了“倾轧嫉妒”和“压制”的事；相反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郁达夫在刚刚跨上新文坛的最初几步，是得力于他的帮助的。 郁达夫和郭沫若等人对文学研究会的突然发难和郭沫若的说谎 然而，当时郑振铎没料到，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及成仿吾等人对他和沈雁冰发动了一场历时颇久的攻击。 1921年9月29日，《时事新报》第一版，发表了创造社全体同仁署名的《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那是郁达夫起草的。其中锋芒毕露地说：“自新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仁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 当时，郑振铎正好为祖父迁葬之事到福州去了，一个月后回到上海，沈雁冰等人才把这则出版预告给他看。文学研究会同人有点纳闷的是：所谓“垄断”新文艺并使其“新兴气运，澌灭将尽”的“一二偶像”，究竟是指谁呢？ 郑振铎记起，年初1月15日《学灯》上，曾发表郭沫若从日本寄来的致李石岑的信，其中指责“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同时就提到了“当打破偶像崇拜”的话。当时，他不赞成将翻译比作“媒婆”的说法，曾发一则短文表示商榷，郭沫若还来过信，说“虽然彼此意见有些不同，但是你那堂堂正正的批评的态度是我所十分欢迎的”。据郭沫若后来说，他当时给李石岑信中发这通牢骚，起因是对1920年双十节出版的《学灯》增刊所发文章的编排顺序有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