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学科这些年成果累累，以中青年学者为主的新的学术格局正在形成，学科整体在往前推进。但也存在一些困扰和问题，对此我在不同场合发表过一些意见。这里我想再集中谈谈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包括四个方面，也就是学科的“边缘化”与“汉学心态”，文学史研究中的“思想史热”，“泛文化”研究，以及“现代性”的过度阐释问题，等等。 一 “边缘化”与“汉学心态” 记得早在1988年，在第二届现代文学创新座谈会上，曾有许多学者借用王蒙先生说的“六神无主”来形容商品经济振荡、价值观念变化对研究人员形成巨大的冲击。从那时开始已经谈得很多的所谓学科的“边缘化”，至今有没有“好转”？我看没有，加上学科体制所带来的许多非学术干扰，我们这个学科似乎愈加陷入“低谷”，大家做学问的心绪不见得很好。我们只有努力调整心态，才能理性面对“边缘化”的事实。其实，这种状况是“大环境”所致，不止是现代文学，整个人文学科差不多都这样。所谓“低谷”也只是相对过去而言。我们不能总是留恋上个世纪80年代，那时现当代文学① 因为贴近现实而处于社会生活中心，一部创作或者一篇文章就可能产生巨大的反响，许多“文化英雄”就此诞生，从事文学工作令人羡慕。记得1978年北大中文系的现代文学专业招考研究生，计划招收五六个人，却有六、七百人报考，简直挤破了门。别的大学情况也大致如此。那时学生高考选报志愿，中文专业是许多优秀考生的首选。而现在呢，考生都挤到热门的应用性专业去了，第一志愿报考中文系的已经不多②。关于学科的社会“接受”变化，我们还可以看一个数据：现代文学学会的会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年创刊号的发行量是3万册，1988年下降为3千册，最近这十多年，则一直稳定在2千册左右。也许这2千册数量是比较正常反映学科生存需要的。但这种戏剧性的变化，也说明随着市场经济的铺开，社会风气的日益实利化，“无用之用”的人文学科就不再受到普遍重视了。现当代文学确实是“边缘化”了。 抱怨不顶用。我们必须承认现实，调整心态。如果跳出我们的专业圈子，拉开距离看，这种“转变”有历史的合理性。社会已经发生巨大变革，像上个世纪80年代那样，人文社会学科与国家意识形态共度“蜜月”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在政治化的年代，人文社会学科担负过于沉重的使命，也受到特别的重视，现代文学因为贴近现实，一举一动都会引起社会触目，其成为“显学”也与此有关。其实这不见得是正常的。当今经济建设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无所不在，支使人们更多地把心思放在赚钱上，人文学者对此有本能的不习惯，自然也会较多看到负面的东西。然而对社会发展而言，上述趋变是带有历史合理性的。要以“平常心”来看待这种变化，看到其中的合理性，积极应对这种转变，重新考虑人文学科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与地位③。在这样的时期，人文学者特别需要有一种清醒：不必再像过去那样迷信和强调入文学科“包打天下”，学术并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我们的作为也就是常说的有些“无用之用”，在文化积累及民族精神建设方面起某些助益。有了这份“自觉”，才能恰当地估量自己的工作，既不牢骚太甚，也不为某些时尚的标准或实利化的风气所困扰，也就能与拜金主义保持必要的距离，沉下心来问学。 对露骨的商品拜物教，学者们还是比较腻味和抵制的，因为有专业的爱好与精神的追求。对学问心态的干扰不只是“边缘化”，更在于学术环境的恶化。现今学界最头痛的是价值标准的崩坏混乱，对人文学科真是伤筋动骨。近十多年来，人们一直追求“多元标准”，本来是一种解放，没想到“潘多拉盒子”一打开，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科学主义等等便都跑出来添乱了。加上对以往“宏大叙事”和“本质主义”逐渐失去兴趣，连带着对人文关怀、精神追求、审美价值也越来越缺少关注，所谓“价值中立”的预设就往往成为研究的出发点。基本的价值标准放弃了，表面上似乎包容一切，结果呢，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连起码的学术对话也难于进行，只好自说自话。过去是一个声音太过单调，全都得按照某种既定的政治标准来研究，学术创造的通道被堵上了；现在则放开了，自由多了，但如果缺少基本的评判标准，“多元化”也只落下个众声喧哗，表面热闹，却无助于争鸣砥砺，还会淹没那些独特的学术发现。 回到现当代文学，要说标准丧失也不尽然，所谓“汉学化”就未尝不被当成一个“标准”。若问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向哪里看齐？哪些研究主导着现当代文学的“话语生产”？在一些学者那里，恐怕就是海外汉学。这不是很正常的。现当代文学本来是很鲜活的学问，与现实密切关联，但现在似乎太过强调研究立场的超然了。许多文章都把本来很鲜活的文学现象硬是作为干巴巴的“知识”来“考古”，强调所谓“价值中立”，远离文学审美分析，主要对研究对象的形成做社会的、文化逻辑的阐释，这样的论作可能显得别致，毕竟又是隔岸观火，无关痛痒。这种趋向就跟外来影响有关，是对海外汉学经验的生吞活剥，一味模仿汉学(尤其是美国汉学)研究的思路，盲目地以汉学的成绩作为研究的标尺，失去自己的学术根基。我们可以把这种盲目性称为“汉学心态”。 毫无疑问，海外汉学有其优长，也有许多坚实而有创意的著述，而且现代文学研究的复苏也曾得益于汉学的“刺激”④；然而汉学家，包括许多生活在西方、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新一代华裔学者，他们的学术背景、理路与动力都离不开其所根植的土壤，其概念运用、思维模式、问题意识，也大都源于西方特定的学术谱系，盲目崇拜和一味照搬并不可取。现在常常读到“仿汉学”的文章，乍看别致新鲜，也可能开启思路，但仔细琢磨，总觉得缺少必要的历史感与分寸感，也就是学问上的“隔”吧。这里没有任何贬低汉学价值的意思，我们对于海外汉学的研究还很不够，适当吸纳消化肯定会有所获益，只是担心盲目跟进的“汉学心态”会助长“隔岸观火”的路数，失去学术研究的标准与活力，到头来销蚀了我们自身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