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兄弟》上、下部以一种商业味十足的方式先后问世以来，余华再次以其新变令世人注目，其作品在受到大众追捧的同时，也激起了评论界更多的非议。有人因此批评余华变得越来越庸俗、啰嗦了；也有人感叹余华江郎才尽了，《兄弟》不过是一部煽情的小说；更有人责备他已经完全背弃了以前所坚持的“先锋”了……那么，余华真的变了吗？他真的完全背弃了他一直坚持的先锋，改变自己的初衷了吗？为什么他的小说风格一变再变呢？要回答上述问题，有必要先来回溯一下其小说创作的整个历程，以便于我们从叙述立场的角度厘清其发展的走向和内在的动因。 熟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20世纪80年代中下叶，文学潮流在度过了短暂的“解冻”期后迅即异彩纷呈，其中在小说创作领域，一个最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出现了“先锋小说”。那时文学界普遍认为，所谓“先锋”，就是走在时代最前面，以另一种迥异于传统写作方式创作的人，他们的作品往往不能为当时的一般读者所认识和理解，而与“先锋”相提并论的一个词语就是“自由”。短短几年间，在文坛异军突起的先锋派小说家纵横驰骋，他们以前卫的姿态探索着小说艺术表现的各种可能性，除了热衷于主题的形而上开掘之外，其多层面的文本实验也给人们耳目一新之感。 就余华而言，他“从自由阅读走向了自由的叙述”① 始于《十八岁出门远行》，在这部短篇中他以其对黑色青春的写真与哲理思考开拓出自己独具魅力的先锋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方式决定了他以后创作的叙事基调，《四月三日事件》、《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世事如烟》、《难逃劫数》、《古典爱情》等篇什总体上说都是它的一种延续。尽管在这些小说中，死亡和暴力俨然已成为主题，可是源于强烈的先锋意识，他在这类描写中依然保持着理性的力量和哲理的思索，并以一种冷峻的笔调和“虚伪的形式”来展现其所发现的那“另一部分真实”——现实世界的混乱与悖理②，“人物就是一个符号而已”③，余华在意识形态和叙事方式诸方面都表现出对世俗生活和传统文学观念的挑战与反叛。显而易见，这些形式和内容都非常先锋的小说文本是其立足于先锋的叙述立场而完成的，充分体现了其先锋探索精神。正如洪子诚所指出的，“‘先锋小说’那些出色的作品，在它们的‘形式革命’中，总是包含着内在的‘意识形态涵义’。”④ 据此来看，余华在这个阶段的创作无疑是具备了彻底的先锋性的，他对人物生存状态探索的深度和力度令人叹为观止，这位“愤怒和冷漠的作家”⑤ 在短短两三年间迅速成为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是，进入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入和文学潮流的日益淡化，大众文学渐渐浮出水面成为引领时尚的宠儿，相反，先锋小说由于解构的本质特点及纯文本的实验性倾向等自身局限，其创作已经陷入停滞状态，如此窘境迫使先锋作家努力寻求自救之路，转变已是势所必然。余华的第一次转变就发生于此时，因为“定型意味着死亡”⑥。这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同时也是先锋文学自身发展和作者个人寻求突破的需要。 于是，针对当时的现实，来自民间的余华逐渐将叙述立场由原来的先锋转向了他最熟悉的民间，叙述立场的转移促使他不得不抛弃令普通民众颇感陌生的叙事技巧，以一种更为平和的笔调来叙写他的平民故事，小说因此有了简单朴素的形式和明白如话的语言，虽然死亡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但有目共睹的是，作品中的温情却是越来越浓，人物不仅摆脱了符号化特征，而且因为鲜明的民间性格而充满了个性魅力，与其早期作品相比，不变的唯有他对人的生存状况执著的关注与思考。严格地说，余华的这种转变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已初露端倪，到了创作《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作品时，他已在先锋和民间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契合点。照他自己的话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样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⑦ 事实证明，叙述立场的这一巧妙转移为余华的作品增添了许多亲和力，小说的叙事因而含有了强烈的民间色彩，它在使余华从容地走近大众的同时，又不会丢掉他的先锋意味。于是，随着他的小说《活着》被张艺谋改编为同名电影以及更具平民化叙述色彩的《许三观卖血记》的推出，他迅速获得了普通大众的青睐，其社会知名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其他先锋作家。他的这一“入俗”之举恰好印证了陈思和的推断，“当代文学向‘大众文学’的还原，是以‘民间’的还原为标志的。”⑧ 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时也有不少的评论家囿于狭隘的先锋观念，对其转变难以接受，一时之间，批评其俗化、指责其背叛先锋的言论甚嚣尘上，至今依然有论者认定余华是从90年代起就开始脱离先锋写作的。可是即便这样，面对如此颇有民俗色彩又脍炙人口的小说，他们大都还是承认转变后的余华仍然是当代的一位优秀作家。 由此观之，余华90年代的作品变化虽然巨大，可是最终还是以其先锋性的严肃主题与民间叙事方式近乎完美的结合而受到世人和评论界的充分肯定，其小说风格也从80年代那种先锋性演变成了90年代亲切平和的民间性，这一切显然得益于其叙述立场从先锋到民间的策略性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无疑这是一次成功的转变，它推动着余华的小说创作走向了高峰。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而言，这一时期他取得的创作实绩代表了当年的先锋诸家在转型以后所获得的巨大成功，标志着先锋小说的胜利突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