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34(2007)01-0134-06 《兄弟》不仅是余华的又一部力作，也是近年来文坛上少见的优秀作品。仔细端量这半部长篇，我好像忽然发现，余华有一种让人不能不敬重的愚蠢和顽固不化的秉性。 从1995年《收获》发表《许三观卖血记》到2005年《兄弟》出版，中间恰好是10年的时间。在《许三观卖血记》国内外好评如潮的大好形势下，余华却突然停止了长篇创作，而且长达10年之久。在这样一个变化多端的消费时代，文学观念和趣味的繁殖层层叠叠，变化万千，令人眼花缭乱，以至于连“创作”这个词也变得一钱不值。在一些批评家眼里，“创作”一词业已人老珠黄，必须用“生产”这个与工业社会具有血肉联系的词，才能配上当今的文学写作。在这种如机器一般轰鸣、喧嚣的文学大生产之中，作家似乎都想把自己变成一个大型企业，以便“生产”出更多的花样翻新的产品，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但是，《兄弟》告诉我们，余华与“生产”这个词没有任何关系。在文学生产的时代，他算是一个异类。他仍然傻乎乎地坚守着古老而素朴的文学信念：文学是创作，是生命自我的创造。两个长篇间隔了10年，这个数字暗示给我们的是：如果自己不满意，宁可不拿出来。我们有不少高产稳产的勤奋作家，却很少有严于律己的高质量作家。在功利理性过于发达的今天，文学世界最宝贵的品质是像余华一样“愚蠢”而“顽固”。 在《兄弟》中，余华当然也在“变”，时间必然要在他文学生命的历程上留下自己的刻度，同时，他也一点没“变”，时间由于他内部生命激情的奔涌、膨胀而变得束手无策。我以为，在这两者之间，“不变”无疑更具有文学意义。优秀作家都有自己的神秘而坚实的精神领地，虽然我们很难将这一“精神领地”划出清晰透明的界限，但是，它的确存在。这些作家浸泡在自己的精神领地之中，他们的每一次飞翔都借助着这个精神领地所提供的巨大能量。其实，作家应该有清醒的自我意识，意识到自己的界限或限制。界限和限制就是自我，就是自由。对此，莫言深有感触：“我一直把变化作为自己写作的追求，总是希望新作不重复旧作，即便做不到脱胎换骨，哪怕有一些变化，也是好的，否则我的写作就失去了意义。但每个人都有局限，这局限就是所谓的‘风格’。这是令人痛苦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莫言主张不要轻易改变自己，“我认为一个作家的作品，其实在他成为作家之前就已经写好了，后来的因素，只能让他对这些作品做一些微调，不会有大的改变”。[1] 余华显然也具有与莫言近似的焦虑与清醒，他意识到自己的“限制”，因而，才能够固执而自信地从自己的精神领地出发，并按照自己的轨道前行。 在《兄弟》中，我们感到此时的余华与过去的余华之间的千丝万缕而根深蒂固的联系。过去余华的触角延伸、盘旋、飞舞，在《兄弟》之中刻下鲜明的图案。死亡与暴力、生命本能、家庭或家族生活史、甚至包括文革背景等因素，依然是《兄弟》的重要元素。还不仅仅是这些，更重要的是，《兄弟》的结构方式，仍然是80年代作为先锋作家的那种结构风格，即人与世界的对立性悲剧。世界之于个人永远是一个强大无边而又不可理喻的异己性存在，而人则不过是一种卑微而无力的动物，他只是被大大小小的欲望推动着，盲目地活着，既无法认识世界，也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且，随时可能被无形的死亡之手所收容，“活着”仅仅是死亡收容的偶然性剩余。 《兄弟》叙事的社会历史空间是当代中国，从模糊的文革前夕到明确的文革时期，并延伸到文革结束至今。但是，文革时期则是叙事所依托的基本历史空间。文革结束至今的现实空间，仅仅在开篇的时候轻轻一点便不复存在，其功能还处在一种隐蔽状态，直到余华所说的《兄弟》的下半部才能发挥出来。文革时期与人的生存、命运成为叙事的主要对象。但是，余华从来就对社会历史的文化、政治层面毫无兴趣，他根本无意对当代中国、对文革历史进行政治、文化等角度的描述和判断。“文革历史”仅仅是人的存在世界的具体呈现或象征，撇开社会历史的具体内涵，直接体验人的存在悲剧，是余华小说一贯的结构策略。在早期，余华主要是以横断面的方式，选取一个时间点，然后展开故事，叙述人的存在悲剧。但是，到了《活着》、《卖血记》的时候，余华却是选择了时间长度，在时间纵轴上展开人的存在悲剧。它们虽然跨越漫长的历史时间，并涉及到重大历史事件，却始终无意进入到历史叙述规则之内，但是，历史时间的长度所带来的起伏、颠簸却能够更充分地指称人的存在悲剧。 在《兄弟》之中，人在“文革”之中，成为人在世界/历史之中的象征。文革与人的关系就是人与世界关系的一种缩写。余华只是将人们对文革的恐怖记忆移花接木，以便更充分地用它来指称人的存在的悲剧状态。世界以它那种无所不在的巨大力量和高深莫测的阴谋诡计，将所有的人玩弄于股掌之内，对人进行残酷的戏弄、挤压和折磨，直至宣判死亡。人生活于特定的历史境遇之中，个人总是无法理解历史，无法和历史保持一种和谐状态。李光头全家就像余华笔下其他人物那样，他们凡庸地按照自己的意欲活着，他们甚至创造了自己的幸福，成立了一个新的家庭，获得了爱欲的满足，一切似乎普照在阳光之下，李光头父亲在厕所窥视，掉进厕所被淹死，似乎仅仅作为阳光下的一点不和谐的阴影也可以忽略不记了。但是，突然之间，“文化大革命来到我们刘镇”。世界露出了狰狞的鬼脸，生活的那点阳光骤然之间变成了浓重的黑暗，将这个被创造出来的幸福家庭送上了死亡之旅。宋凡平曾经是刘镇上出尽风头的篮球明星，文革到来的时候，他头一天还在游行的队伍之中亢奋地摇旗呐喊，欢呼雀跃，第二天，却由于地主的出身而成为文革打击的对象。孙伟的父亲曾经是趾高气扬的革命派，但很快就变成资本家，游街示众。苏妈起初还可以站在那里感叹人的残忍，但是，很快她自己也变成残忍虐待的对象。孙伟不断用“扫膛腿”扫荡李光头，可是，在他一遍又一遍的背诵“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时候，死神向他扑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