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 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23X(2006)-06-0078-04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商品大潮和西方后现代的共同影响下，中国大陆境内的大众文学羽翼渐丰并随着政治理性与启蒙语境的转换，在世俗化所设定的框架内与精英文学、主流意识形态文学呈现某种合流的趋势。历史小说也不例外。虽然历史小说不同于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它的写作的主体不是大众化的路子，但在大众文化日益喧嚣的今天，其创作思想和艺术诸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风尚的影响。本文所说的二月河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出版于1985至1999年期间的三大部十三卷、计530余万字的“落霞”系列(内含《康熙大帝》四卷、《雍正皇帝》三卷、《乾隆皇帝》六卷)，也许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与不足，但他通过自觉的艺术实践为历史小说的大众化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其所遵循的创作原则对历史小说的多样化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有必要值得重视。 一 “落霞”世界中的欲望叙事 大众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现代的通俗文化。它的娱乐消费特征决定了其创作要顺从普通民众的欣赏习惯，对以往被社会性、阶级性压抑了的世俗欲望给予充分的关注乃至放大描写。二月河也是这样做的，作为底层出身的平民作家，也是基于对广大读者接受心理的了解——一般普通民众在意识深处存在对权力的膜拜以及对权力运作的兴趣。因此，在创作之中，他不仅自觉地将自己的作品定位为“在不违背大的历史史实的原则下，那些小的历史史实我并不拘泥，因为我必须讨好我的读者”[1]，而且还集中笔力和才情，驰骋想象，淋漓尽致地揭示深藏在皇权世界背后对大众具有极强刺激性和吸引力的各种世俗欲望，从而使一向拘板沉滞的历史小说变得诡谲无比，充满了诱人的魅力。一时之间，其所推出的卷帙浩大的“落霞”系列洛阳纸贵，盗版四起，创下了历史小说发行量的一个奇迹。 当然，这里所说的世俗欲望对二月河来说，主要是权欲和情欲两个方面。而前者，可视为是透视作家皇权世界的一个窗口。它既是二月河解读封建文化特别是封建政治文化的极佳的切入点，同时也是作家提高作品趣味性和娱乐性的有效手段。众所周知，权力作为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驱动历史发展的一个基本要素。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所说：“历史并非清白之手编织的网。使人堕落和道德沦丧的一切原因中，权力是最永恒的、最活跃的”[2]。而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高度集权的国家，权谋文化向来十分发达，它也因其诡秘性和残忍性而成为蕴含极为丰富的创作资源。这些权力斗争的引进，既能增加文学叙述的戏剧性，又可迎合普通民众潜意识中的权势崇拜心理，故深受历代作家的青睐。二月河自然也深谙此道。在他所构筑的“落霞”世界里，作家用细腻的笔触展现了宫廷内部皇帝与大臣、皇帝与皇子以及皇子与皇子之间围绕着政治权力的争夺而展开的生死角逐。如《康熙大帝》开头和结尾所写的康熙在险恶政治环境中与阴谋篡位的鳌拜之间的较量，康熙与皇子们之间围绕储位继承展开的争斗。《雍正皇帝》对此的描写就更多也更集中了，全书三卷干脆以储位或皇位之争作为小说叙事的主干，通过整顿吏治、八爷党政变、铁帽子王逼宫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挟雷携电地描绘了众皇子之间进行的一场你死我活、灭绝人伦的权力争夺战，并进而深入细致地挖掘这种严酷惨烈的权力争斗给人性带来的极度扭曲和畸变。尤其是雍正在这方面表现最突出、最怵目惊心：一次又一次的权斗，半是逼迫、半是自愿，竟使他身不由己地由一个性格怯懦、生性淡泊的阿哥变成豺声狼顾、鹰视猿听的一代阴鸷枭雄，并逐渐被异化为可怕的反人性反人伦的受害者和迫害者。作家借雍正身边的“红颜知己”乔引娣之口曾这样评论雍正：“我留心来着，你越是心里苦闷，身弱，越是爱翻牌子……你这人真怪”。雍正与乔引娣之间的“情爱”悲剧，虽纯属虚构，于史无据，但通过乔引娣这“第三只眼”，作家却可有效地将权力叙事与人性嬗变融为一体，从而为作品的大众化写作平添了某种生命的思考和理性的深度。 与权欲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是情欲，它也是构成作家有关世俗欲望描写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才子佳人式的清纯韵事，还是风流皇帝式的民间艳遇，无论是雍正扭曲压抑式的乱伦，还是太监与那拉氏的荒诞性交，它贯穿了二月河欲望叙事的始终。这些诸如偷情、乱伦、狎妓的情欲描写，不仅极大地吸引和刺激大众的眼球，满足了他们潜在的猎奇心理，而且还对隐藏在性爱本能背后的封建文化体制和权力关系进行了透视与剖析。如被作家称之为主要是“说感情”[3] 的《乾隆皇帝》一书，内中有关乾隆与妻弟媳棠儿的畸形情欲描写便形象地展示了权力与性的互动关系：棠儿为丈夫的政治前途与乾隆乱伦，而乾隆则凭着帝皇的身份和事业有成的骄傲与棠儿偷情。对于乾隆而言，性是权力的果实，而权力则是实现性的手段。它们之间看似矛盾冲突，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又是可以统一和置换的。中国政治文化的诡秘性、残忍性和实用性，由此可见一斑。 诚然，欲望书写并非是二月河的专利，历史叙事的欲望化或曰欲望化的历史叙事可以说是90年代以来历史小说的一大突出景观。放大地看，即使在一些精英化或趋向精英化的历史小说作家(如唐浩明、凌力、熊召政)那里，也都融进了有关这方面的大量描写。二月河不同之处在于：从大众文化的人学理念出发给予较多的欣赏和认同，同情大于批判，有时乃至把欲望的追逐和谋划当成政治智慧进行描绘。另外对大众阅读兴趣的过分迎合，也容易使作品的欲望叙述从形而上的精神文化层滑落到形而下的物质身体层，而影响了小说的思想艺术品位。《乾隆皇帝》中出现的过多不当和雷同的性爱场面，就凸显了作家这方面的缺陷。这也是《乾隆皇帝》之所以在“落霞”系列中不被看好的主要原因。 二 超越大众的另一面 尽管二月河以较著的篇幅揭示了历史中的世俗欲望的因素，有时甚至作了过度阐释，沾上了大众文学的通病。但这只是一方面，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他在对康、雍、乾三朝的历史进行大众化书写时，并非简单使用一般大众文学惯用的伦理道德化评判机制，或按照“历史的流言”进行写作，而是努力站在国家、民族和百姓的文化立场，用历史唯物史观予以观照把握：“在我的历史观里‘英雄和人民同时创造历史’。这里指的是英雄人物，并不是帝王。有的帝王也很差，我指的是杰出的帝王。我为什么要歌颂康熙雍正乾隆，因为他们对于当时民族国家的团结作出过贡献。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出身，只要在这些方面作出贡献，地主也好、帝王将相也好、农民也好，我就是歌颂。”[4] 这使得他的“落霞”系列超越了一般流行的历史演义或戏说路数，与习见的大众文学是有距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