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叶的中国新文学中存在着一股受弗洛伊德学说影响的小说创作流脉。对于多以行为情节来写人物的中国小说传统而言，这种专注于人物深层心理分析的作品，无疑代表着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现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侧面。因此可以说，弗氏对人的深层心理结构的透视，为小说的创作开辟了另一个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 作为精神病理学家的弗洛伊德，从分析人的内心深层的情感欲望，尤其是性本能的欲望着手，创立了一套系统的精神分析学理论。提出人的潜意识的概念。认为潜意识是意识的基础。梦就是潜意识在人睡眠时乘理智控制的疏怠而自行溜号活动。该理论的核心是它的人格构成理论，即认为每个人的人格都是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个层次构成。本我是人的欲望和本能，主要由性本能即“力比多”(libido)驱使。它按“快乐原则”行事，一味追求本能的欲望满足；超我相当于社会的检察机关，它按社会文明规范的法律和道德原则来行事，对不合社会文明规范的本我冲动实施压抑；自我相当于社会的行政执行机关，它按“现实原则”行事，在外部世界、本我与超我之间起调节作用，既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本我的欲望和要求，又要用超我的理性和意志时时压抑和提醒本我要遵守社会文明规范，不能任意蛮干。当外部环境的强大力量使自我感到无法调节现实与本我的冲突时，它就会产生有关外部世界的现实性焦虑；当实际行动中违反了超我的“至善原则”，超我就以强烈的自卑感和内疚感来处罚自我，使它产生道德性焦虑；本我的强烈的欲望和本能无法实现，也会迫使自我产生神经性焦虑。此外，从性本能的观点出发，弗洛伊德还提出男孩有恋母情结，即“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complex)，女孩有恋父情结，即“爱列屈拉情结”(Electracomplex)。认为人的受社会文明压抑的本能欲望可以转向社会所允许的活动中得到变相的满足，从而使本能欲望得到升华。艺术创造就是一种性本能的升华。弗氏的这一套理论，对个人的本能欲望与社会文明规范的矛盾冲突，以及人的复杂多变难以捉摸的内心世界进行了系统地理论化和科学化的分析和解说。这不但对心理学领域，甚至对整个思想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它很快超越了最初治疗精神病变的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界限而冲击到文学、艺术、宗教、社会风尚、伦理道德等社会生活的每一个侧面。 在中国，虽然早在新文化运动前就有人在文章中提及弗洛伊德的理论，但真正产生影响却是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之后。因为弗氏理论对性心理的高度重视，其本身就是对于传统的以理灭欲、忌言性色的封建礼教规矩的一种大胆的挑战。所以它的引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叛性，存在着某种精神的契合。1921年朱光潜在《东方杂志》发表《福鲁德的隐意识与心理分析》① 一文，正式译介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郭沫若最早把弗洛伊德的理论应用于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1921年，他写了《〈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作者的性格》一文，从弗氏的艺术创造是性本能的升华的观点立论，推断王实甫是一个在封建礼教束缚下导致性变态的人。他还用精神分析学理论创作了一批小说。比较典型的是《叶罗提之墓》和《残春》。前者通过一个七岁的孩子与表嫂的恋情表现儿童的性欲心理，后者则通过描写主人公与看护妇的婚外情被愤怒的妻子砍杀两个孩子的血腥现实所震慑的梦境，来阐释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人格构成理论。鲁迅也早在1922年写《补天》时就尝试用“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② 小说含蓄地写了女娲的性苦闷。此外，在郁达夫、叶灵凤等许多现代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发现与精神分析学说的暗合之处或说都能找到弗氏理论的踪影。不过，鲁迅应用弗氏理论的创作只不过是浅尝辄止；郭沫若在创作中对弗氏理论的套用则显得生硬，很多情节令人觉得突兀，难合情理；而郁达夫等人则更是在描写人物的性爱心理时对弗氏理论的顺手拈来，而不是刻意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对作品和人物进行通盘的设计和构思。弗洛伊德小说取得真正的实绩，是它与文学流派的结合。20世纪30年代由十里洋场的海派风气催生出来的所谓“新感觉派”作家，借弗氏理论来打开文学创新的新视野，这种艺术选择，实际上带有地域文化在中西文化撞击中的必然性。施蛰存是“新感觉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而被认为所谓“后期浪漫派”的徐
，实际走的是现代都市心理分析小说的另一条路径。施与徐是真正从立意、构思到描写都能娴熟地运用弗氏理论，使中国的现代都市心理分析小说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施蛰存和徐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无疑是逸出主流之外的边缘作家。他们以其对艺术的执着创新和个性的坚守，创作出一批显示出独特价值和奇异光彩的作品。在他们的艺术探求中，二人不约而同地选中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作为他们艺术表现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当时身为《现代》杂志主编的施蛰存，以引导文坛新潮流为自己的使命，一心要探索一条现代小说创作的新蹊径。在急于创新求变的心态下，正盛行于中国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英国心理学家蔼理斯的性心理学自然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曾多次表示，他的“大多数小说都偏于心理分析，受Freud和H.Ellis的影响为多。”他的“小说不过是应用了一些Freudism的心理小说而已。”③ 当时直接引发他用精神分析学理论来创作的是被称为弗洛伊德的“双影人”的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施蛰存在翻译他的小说时，对其中心理分析这种“新兴”的方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不仅使他“心向往之，加紧对这类小说的涉猎和勘察，不但翻译这些小说，还努力将心理分析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去”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施蛰存创作了《鸠摩罗什》、《将军底头》、《石秀》等心理分析小说。 徐
1931年在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学习时就接受了弗氏的精神分析学说。他认为：“现代的文艺、绘画、音乐、戏剧、电影，无论什么派别或标榜什么，都是或多或少间接直接的受着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⑤ 后来，他甚至将弗氏与达尔文、马克思和巴甫洛夫相提并论。“达尔文第一个从生物学上认识了人，马克思第一个从社会中认识了人，巴甫洛夫第一个从生理学上认识了人，弗洛伊德第一个从心理学上认识了人。”⑥ 他强调：“弗洛伊德学说之伟大就在他奠定了对于人性的分析与研究的基础”。“……影响于文学艺术的也就是人性的追究与发掘。”⑦ 毋庸置疑，徐
小说创作中就是熟稔地使用精神分析学这一理论工具对人性进行着深入的追究与发掘，使他写出了《婚事》、《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巫兰的噩运》等典型的精神分析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