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03(2007)01-0111-4 一、引言 对于祥林嫂之死，正如陈方竞所说，“这确是一个老而又老，似乎已有定论的问题”[1]。在过去，人们从四大绳索、文化吃人、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等角度进行了多种阐释。毫无疑问，这些解释都具有合理性。但众所周知，文化杀人更多的侧重于文化对“真的人”(《狂人日记》中语)的精神虐杀；而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又未免笼统，因为以此来说明鲁迅小说中孔乙己(《孔乙己》)、阿Q(《阿Q正传》)，甚至魏连殳(《孤独者》)、狂人等也并无不妥之处。的确，《祝福》中紧紧威慑着祥林嫂的不是罪恶的个别人，而是由“‘多数人’构成的社会力量——鲁镇上‘咀嚼赏鉴’着她的痛苦的人们，那‘又冷又尖’的‘笑影’，那似笑非笑的‘嘲笑’”[2]。对于祥林嫂之死，围绕在她周围的每一个人——信奉理学的鲁四老爷、善女人柳妈等等都脱不了干系，甚至可以说恰是“我”这个与鲁镇格格不入的新派人物对灵魂有无的解释，给了祥林嫂最后那致命的一击——从这里看，《祝福》在小说意义结构上与鲁迅其他乡土类作品并无不同。然而当我们将几篇小说比较而读，就会发现《祝福》与《孔乙己》等有着明显的区别：小说中的人际环境也即祥林嫂周围的人们——从鲁四老爷到普通百姓，与孔乙己周围的人们相比，他们给读者的感觉是更富有人情味和同情心。祥林嫂是在丈夫死后以寡妇身份到鲁镇打工的。寡妇，在过去中国的许多地方，在民间信仰中，“人咸目为不祥人，以为其夫主之魂魄，常随妇身，又娶之者，必受其祟，故辄弃置不顾，无人再娶”[3]。(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也有“大抵因为寡妇是鬼妻，亡魂跟着，所以无人敢娶”之语)但尽管如此，鲁镇人还是接纳了初到鲁镇的祥林嫂。鲁四老爷尽管皱了皱眉，但对她并没有太多禁忌，祭祀时福礼的准备、桌子上供品、用具的摆放等，祥林嫂可以样样参与。周围人们对祥林嫂的态度显然也是和蔼的、热情的——这从祥林嫂二到鲁镇时人们态度的转变可以推断出来。因为对鲁镇人而言，只要我不娶你，就沾不上你的鬼气；你不改嫁，就是从一而终的节妇。而穷苦人家的寡妇出外打工，是为人们所接受的[4]。更何况祥林嫂的安分和“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自然赢得人们的好感，而祥林嫂也在这种看似其乐也融融的人际环境中，尽管劳累，“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5]。而且，即使当祥林嫂背负不贞、不洁、不祥的罪名二到鲁镇时，尽管鲁四老爷认为她伤风败俗，但依旧录用；四婶听完她悲惨的故事“眼圈就有些红了”；而初听她故事的人大多也会陪出眼泪。由此我们可以说，《祝福》中的人际环境与《孔乙己》等明显不同。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鲁镇人的和蔼与温暖逐渐变为讥诮与又冷又尖的嘲笑，并且，也正是这些当时充满同情心的人们最终使祥林嫂陷入绝境！何以有这种变化，或说善良的鲁镇人们怎样变成“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6]，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在鲁迅乡土小说中，《祝福》无疑是最具民俗色彩的作品。我们不必细说小说中涉及的祭祀民俗(祭灶、祝福等)、婚姻民俗(小女婿婚——绍兴称为养媳妇、抢婚——绍兴称为抢亲等)、信仰禁忌民俗、社会制度民俗、服饰民俗、语言、交通民俗等等，就小说整体而言，我们通过开篇祭灶的鞭炮和结尾隆重的祝福礼，就可以看出，在鲁迅笔下，鲁镇是一个完整的、封闭的、具有较强稳定性和维系功能因而也就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俗文化系统。 每一种较为成熟的民俗文化，都有较强的教化功能和规范功能，对其俗民个体有着较强的控制能力。在民俗学看来，“民俗控制在习俗环境中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俗民群体依据习俗规范的约束，有具体意向地要求俗民成员无条件遵守，如有违规越轨行为，就会受到惩罚；如能模范遵守就会受到表彰奖赏。另一类是由某些民俗事象在习俗化过程中对俗民个体施加影响，促使俗民在实践中想当然地恪守其约束，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控制力，一旦违背了这些民俗的约束，立即在俗民的心理和精神上产生巨大的压力，并把这种压力作为一种自我惩罚或超自然力的惩罚”[7]。民俗对俗民个体的控制类型有六种：隐喻型、奖惩型、监测型、规约型、裁判型和禁忌型民俗控制[8]。由此我们来考察祥林嫂一生的遭遇，可以发现隐喻型和奖惩型民俗控制集中体现在祥林嫂一生遭遇中，也决定着她在鲁镇这一民俗文化区内必然的结局。 二、隐喻型民俗控制与祥林嫂的贞节观念 在《祝福》中，最为人注目的情节之一，是祥林嫂被迫改嫁时与众不同的反抗。这种反抗毫无疑问是出于对自身贞节，也即“从一而终”观念的拼死维护。然而在感叹祥林嫂反抗之出格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是祥林嫂作为一个目不识丁的山村女性，这种强烈的贞节意识从何而来？或说是谁教育或灌输给她这种思想？进一步而言，与祥林嫂处于相同社会地位的鲁镇人们(除了读过书的鲁四老爷等)的种种相关意识从何而来？为什么大家对祥林嫂有着不约而同的评价或态度呢？——这也许正是我们探索“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形成原因的重要途径。而从卫老婆子的叙述看，祥林嫂的反抗并非唯一，“闹是谁也总要闹一闹的；只要用绳子一捆，塞在花轿里，抬到男家，捺上花冠，拜堂，关上房门，就完事了”。“我们见得多了：回头人出嫁，哭喊的也有，说要寻死觅活的也有，抬到男家闹得拜不成天地的也有，连花烛都砸了的也有……”。显然，祥林嫂的拼死反抗绝非“因为在读书人家做过事”，这种对自身名、贞节的维护，或说寡妇守节其实是一种人人恪守的习俗惯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