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964(2007)01-0107-04 近30年来，中国从国家体制到社会细胞、从主流社会到民间阶层，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现实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就文学艺术而言，虽然党和国家关于文学艺术的指导思想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中国当代文学所赖以延续和发展的文学传统和历史资源、理论资源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但从“三突出”、八个“样板戏”到今天百花齐放、样态纷呈的文学艺术的发展局面，中国的文学艺术政策进行了重要的调整，文学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当然，文学观念的变革不可能是一种单方面的简单的行动，它总是与多方面的复杂的文学实践活动紧密相伴随的。尽管我们用近乎苛求的标尺和期望度量着文学，但无论是作为研究者还是作为读者，附加给文学的规则和市场仅仅是文学观念变革的外在因素，而真正促动文学观念变革的内因仍然是作家及其创作实践[1]。因此，考察中国当代文学观念嬗变的轨迹，唯一的仍然是从作家的创作实践和文学呈现的形态入手。 不过，当下的文学实践活动是大量的纷繁的，我们仅从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刊物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报刊杂志以及网络涌现的大量的散文、诗歌、小小说等等可见一斑。如果我们的目光过于分散于纷纷纭纭、样态杂呈的文学个体，未必能够准确清晰地捕捉文学观念变革的基本脉络。于是，我们选择了30年来中国文学概念的变化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文化大革命”结束30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虽然不能说成就举世瞩目，但就发展样态而言也可以称为一种繁荣的局面。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告别了僵化、一元的格局，开创了多元化、多样态发展的前景。不可否认，中国当代文学还没有进入产生世界级的作家、重量级的作品和全面繁荣的时代，即使是目前行走在文学界的作家，很难说谁是领军人物和哪些是标志性的作品，皇帝轮流坐，各领风骚一两年，甚至靠制造无厘头、棒喝造势、制造卖点等哄炒市场，虚构文学幻景。但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积累，正说明了当下中国文学市场的自由开放，文学观念的深刻变革。作家们创作的旗帜林立，经过聚合分离，形成不同的文学概念，它们正好从一个侧面描绘了我国文学的发展轨迹，从本质上体现着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嬗变。 一、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文学创作的理性思维 “文化大革命”结束，当代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转折。作为当代中国精神现实的文学也不可避免地发生重要变革。文学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对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清理和反思，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执行的文艺的指导思想、创作原则、表现模式等有选择地进行突围。需要指出和耐人寻味的是，文学的这种变化是在一种理性思维的基础上发生的，这既是一种历史的反其然，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文化大革命”时期实际上是一段疯狂和非理性的历史，“文化大革命”的戛然终止在人们思想和心理上造成暂时空白，人们梦醒定神之后便不能不冷静回忆思考噩梦中的经历。1977年，刘心武发表小说《班主任》，1978年，卢新华发表小说《伤痕》，两者都揭示了“四人帮”在人们生活中投下的阴影，作品发表后在文学艺术领域引发了多方面的震动，成为后来伤痕文学的代表。其他有影响的作家还有茹志娟、陈国凯、金河、叶蔚林、冯骥才、古华、鲁彦周、路遥等[2] 204-206。伤痕文学算得上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颇具影响的文学概念。伤痕文学单就字面本身即与新中国以后的文学标签和命名有巨大差别，本质上更是对“文化大革命”中以“三突出”为代表的歌颂文学的反叛。 浩浩荡荡、轰动世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扎根于广阔天地的知识青年纷纷返城，作家特别是有着知青经历的作家们也开始了艰难的反思。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年轮》、《雪城》，张承志的《金牧场》，从维熙的《北国草》，叶辛的《孽债》，都深刻探讨了“知青运动”产生的巨大影响，生动记录了只属于那个年代的无法复制和再现的悲欢。知青文学在文学意识上的突破是，它没有在臧否之间简单地做单方面的选择，而是在回溯那段许多人经历的历史的时候，既表达了历史的浪漫、雄浑、悲壮，又述说了特殊生活经历的无奈、艰辛、痛楚，反映了历史狂热之后人们的一种理性化思维。它实际上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内在的某种程度上的突破。20世纪90年代初期，新的一代知青小说影响力减弱，知青文学成了当代文学发展史上观念演变的特有名词。 改革文学完全是紧贴着现实的步伐和改革的魂魄兴起的。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震撼着每个人的灵魂，作家们从对历史(知青运动)的关注中回过神来，开始关注现实中的改革与发展。以中国的改革为创作题材的文学作品渐成阵势。开山之作应该首推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改革文学由于是新时期文学创作倾向发生变化之后最先关注和表现社会现实的一类文学作品，并且在表现改革实践的过程中不回避改革的沉重和矛盾，因此能够引起主流社会和下层民众各阶层的共鸣，一时间它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大大超出了文学应有的疆界范围。不可否认，改革文学的轰动与其附依在社会改革的项背之上有直接的关系。之后，改革文学尽管很少再被提起，但近年的众多部反腐倡廉作品，都与此一脉相承。改革文学观念上的意义与它所承接的社会改革的精神是密不可分的，它必然成为新时期文学观念嬗变的一种动力。 最能体现新时期文学创作理性思维的是寻根文学。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全面向广度和深度拓展，社会的裂变触及到所有领域。面对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国文学(文化)沿着什么样的路径前行，又向何处发展？引起了一批具有忧患意识的作家和人文学者的强烈关注和深切思考。1985年，韩少功的论文《文学的“根”》发表，可以看作是赫赫有名的寻根文学的存在宣言。作家们开始了对民族传统、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的孜孜不倦的探索，他们坚信“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寻根正是他们要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这一阶段好作品层出不穷。刘心武的《钟鼓楼》，冯骥才的《三寸金莲》，邓友梅的《那五》，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孩子王》，其中好多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这不能不说与作家和作品所表现的传统的、民族的、地域性的特色文化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从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个过程及未来发展看，寻根文学也许具有真正的独特价值。因为无论如何它在寻找文学(包括文化)，而且是在中国和世界的背景下冷静地思索和审视文学，就这个意义而言，文学身影的放大和文学本质的回归是可以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