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自鸦片战争以后我国社会形态的巨大转型而出现的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征程，至今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不过，由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热点的转换与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对于这百余年来许多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评价也是潮涨潮落、纷纭变幻。我们认为：在和平发展、多元开放的今天，如果我们能以一种更为阔大、兼容的心态，重新梳理与检视这百余年来的文学成果，那么我们也可能会发现这百余年的文学史竟然会是如此的丰富与复杂，如此的繁茂与多样，同样也可能发现出现了如此之多的压抑与遮蔽。下面，我们试从这百余年文学历程中选取两组极不对称的例子，来看看我们的文学之河是如何的丰赡，而我们的研究又是如何的缺失或者是有意识的忽略。而这，对于丰富与拓展这百余年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显然是至关重要的。 一、鲁迅与张恨水 尽管出生于1881年的鲁迅先生要比出生于1895年的张恨水年长十四岁之多，也尽管鲁迅先生发表于1918年的重要成名作《狂人日记》比张恨水出版于1930年的重要长篇《春明外史》要早十二年之久，不过，他们的共同点却在于，从时间角度说20世纪上半叶的二三十年代均是他们文学创作的主要收获期。他们都是在这段时期创作了在文学史上产生影响的主要作品，并形成了在这一时期纯、俗两个不同文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家。 发人深省的是：对于这两个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产生的重要作家，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乃至更为广泛的社会阅读大众却是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接纳态度，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几度沉浮。 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旗手的鲁迅，在他刚刚发表文学作品时其实并没有一开始就得到人们的热烈追捧与欢迎。1924年2月，《呐喊》刚刚结集出版不久，创造社元老成仿吾在《〈呐喊〉的评论》一文中这样说道：“《阿Q正传》是浅薄的纪实的传记”，“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1) 其时创造社尚没有与鲁迅先生发生论争，因而成仿吾的这些话并没有带上情绪化的偏激言词，而应该是这时成仿吾的文学趣味与价值观念使然。其后不久，张定璜先生在1925年1月也是这样评价着《呐喊》：“《呐喊》的作家的看法带点病态，所以他看的人生也带点病态，其实实在的人生并不如此。”(2) 对鲁迅先生的小说采取了轻视乃至批判的态度。 如果说成仿吾、张定璜等人对鲁迅作品的否定或者误解可能是因为不算深厚的文学功底和艺术偏见，那么周作人、茅盾等人在当时对鲁迅作品语带保留的评价就不能作如此解释了。周作人在《阿Q正传》刚发表不久，便于1922年3月19日在《晨报副刊》发表题为《阿Q正传》的评论文章，认为“《阿Q正传》是一篇讽刺小说……因为他多是反语(irony)，便是所谓冷的讽刺——‘冷嘲’。”作为鲁迅的亲兄弟，同时也作为“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文艺理论家之一，周作人在这里所注意到的还主要只是《阿Q正传》在艺术上新的探索与追求。同样地，茅盾先生在1923年10月发表的《读〈呐喊〉》一文也是着重惊叹于鲁迅先生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除了欣赏惊叹而外，我们对于鲁迅的作品，还有什么可说呢？”(3) 其实，鲁迅先生是有备而来的。他在创作《狂人日记》时抱定的就是“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4) 的宗旨。他在1918年8月致好友许寿棠的信中说：“《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前曾言中国根抵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5) 显然，鲁迅先生是想通过小说来表达他对历史和现实的真知灼见。同样情况也反映在鲁迅先生创作《阿Q正传》的真实动机中。1933年，他在《再谈保留》杂文中谈到当初创作《阿Q正传》的想法时仍然认为：“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6) 可见，鲁迅当时的念头并不是为了“新形式”的创新，也不是为了当时适应《开心栏》的要求故意滑稽或者冷嘲，他其实有着坚定的文学功利性与目的性，只不过他的这种功利与目的在当时还没有为人们所重视和所瞩目罢了。 事实上，许多评论家和读者在最初时并没有能发现鲁迅作品的深刻与伟大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在中国传统的小说观念中，并没有将小说赋予过于强烈的社会使命。鲁迅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明确宣称：“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起‘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在鲁迅看来，他创作小说只不过是想利用小说的力量，其目的则是在于改良社会。因而，他自觉地与传统小说划上鸿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他明确宣称创作小说的目的：“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基于如此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功利心，鲁迅先生在他的小说艺术上也自然出现了新的特质与追求。他这样叙述着小说创作的技巧：“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批。”(7) 内容决定形式。适应着鲁迅先生强烈的社会功利要求，他小说中往往出现的是勾勒式的白描手法，以致到后来，他不满意于小说功用的缓慢与晦涩，而径直转向到直面社会与人生的杂文创作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