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7)02-0132-06 京派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独特创作个性和美学风格的小说流派。20世纪20年代中期显露其风格雏形，30年代中期进入鼎盛时期，40年代因战乱而风流云散，但其影响至今绵延不绝。以废名、沈从文、凌叔华、萧乾、芦焚、林徽因、李健吾、何其芳、李广田等为代表的京派作家，是一个疏离政治的自由主义作家群体。他们站在中国古今文化与中外文化的交汇点上，以文化重造的保守主义姿态，规避激进的时代主流话语，高蹈于现实功利之上；以自身不同流俗的生命感悟与取向别致的现代意识，从容平和地融会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审美特质；以“和谐、圆融、静美的境地”为自己的美学理想，创造出具有写意特征的独具美感的抒情小说文体，在中国现代小说艺术中独树一帜。综观京派作家的全部小说创作中，虽然其都市小说的成就不容忽视，但乡土小说才是寄寓京派作家文化态度、生命理想与艺术追求的“神庙”。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作家大都以“乡下人”自居，他们虽然侨寓都市，但其小说主要是以自己的乡村经验积存为依托，以民间风土为灵地，在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的浪漫绘制中，构筑抵御现代工业文明进击的梦中桃源。他们偏于古典审美的“田园牧歌”风格的浪漫乡土小说艺术探索，其意义是在“启蒙的文学”之外，赓续虽不彰显却意义深远的“文学的启蒙”。 在中国现代诸多小说流派中，京派是最富有乡村情感的作家群体。他们侨寓于城市，却“在”而不属于其置身的都会，淡淡哀愁的心灵不无矛盾地漂泊在现代都市与古朴的乡村之间，大都毫不掩饰自己对城市文化的隔膜和厌恶，或如萧乾那样把城市体验为“狭窄”而“阴沉”的所在，或如芦焚那样把都市视作“毁人炉”。其中，沈从文对城市的解析与批判或许最有代表性，他认为：“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和个人得失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了。这并非你们(城市人)的过失，只是你们的不幸，造成你们不幸的是这一个现代社会。”[1] (P230)都市空间的物质化与欲望化，使都市人难以达到“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 (P231)。因此，他们在批判现代城市文明的同时，将精神寻梦的目光转向他们曾遗落在身后的乡村。沈从文始终以“乡下人”自居，废名也一直以乡村生活为其精神归宿；萧乾则在《给自己的信》中说，“虽然你是地道的都市产物，我明白你的梦，你的想望却都寄在乡野”[2] (P274)。芦焚亦在自我解剖中辨识自己的文化身份与精神气质：“我是从乡下来的人，说来可怜，除却一点泥土气息，带到身上的亦真可谓空空如也。”[3] (P49)在这里，城市与乡村，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地域概念或社区概念，而是文化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分别是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农耕文明的代表。“城市人”与“乡下人”，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社会身份，更主要的是一种文化身份。他们对“乡下人”的自认，其实是他们对自我文化身份的选择与辨识，同时也标示了他们对宗法乡村所象征的传统文化的宽容和认同心态。正是出于这种内蕴复杂的文化认同与价值选择，他们在贬抑城市的同时，极力美化乡村，挖掘并张扬乡土中国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例如，在废名的《竹林的故事》、《菱荡》和《桥》等作品中，“充满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差不多每篇都可以看得到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农民，在一个我们所生长的乡村，如我们同样生活过来那样活到那片土地上。不但那农村少女动人清朗的笑声，那聪明的姿态，小小的一条河，一株孤零零长在菜园一角的葵树，我们可以从作品中接近，就是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也是仿佛把书拿来就可以嗅出的。”[4] (P97)在《边城》、《长河》和《萧萧》等作品中，沈从文构筑了一个化外的“湘西世界”。现实中的湘西，因为交通闭塞，远离沿海，直到清末民初还处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根本感受不到新世纪传入中国的现代文明气息。这与17、18世纪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所设想的“自然状态”有着相通之处。但是，沈从文始终把这种状态下的人性看作人类精神文明最完美的体现，是重造民族道德理想模式的最佳选择。在这块德性化和理想化的古老土地上，人们完全凭借他们的一套道德准则与他人、自然和社会和谐相处，没有现代社会中那种高度的紧张、自我的膨胀与心灵的焦虑，处处流淌的是人情、亲情和古朴淳厚的民风，人性在这里被充分浪漫化了。在这些与都市文明截然相反的乡村图景里，废名、沈从文、林徽因、芦焚等京派作家以自己的文化寻梦和生命信仰苦苦支撑起人性美与人性善的“神庙”。 京派乡土小说着力表现自然状态下人性庄严、优美的形式，这种生命形式虽然大都如废名、沈从文的乡土小说那样被安置在未被现代文明所侵蚀的偏远乡村，但在萧乾、凌叔华、汪曾祺等作家的部分乡土小说中，也有被安置在喧哗都市的。在高度物质化与欲望化的现代都市里，那些进了城的“乡下人”，依旧保持着在宗法乡村铸就的人性之“真”与“善”，成为与现代都市文明相碰撞的“城市异乡者”。正是这些“城市异乡者”的出现，使京派乡土小说有了“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另一种别样人生境界与叙事形态。 萧乾自称是一个“不带地图的旅人”，他以乡村人文精神的价值取向来反观都市生活与都市人生。萧乾自述说：“《篱下》企图以乡下人衬托出都市生活。虽然你是地道的都市产物，我明白你的梦，你的想望却都寄在乡野。”[2] (P274)在这种倾向支配下，他以自己早年的小说创作，加入到京派小说的文化形态之中。在萧乾大多数的都市题材小说中，《邓山东》、《雨夕》等作品与“乡下人”和“乡村”直接相关，可视作京派乡土小说的另一种形态。萧乾说：“我的小说是以北平为背影的，几乎都写北平城里的生活，只有一篇《雨夕》是写农村……比起他们来，我的创作似乎更注重表现人生，暴露社会黑暗。[5] 这是萧乾在“文化大革命”后说的话，他把《雨夕》放进了“为人生”的社会批判系列，虽然不无道理，但更多的是作者劫后余生的自我保护策略。小说中那个可怜的乡村女人，被丈夫遗弃后变疯，在外面又遭人强暴，如此不幸的女人连下雨天在磨棚中躲雨也遭人驱赶。这确有“暴露”的意味，却并不声嘶力竭，而是让城里来的孩子用与成人迥异而接近人类纯真本相、不带杂质的是非观，来判断和同情一个疯妇。在孩童天真的目光中折射出人生的忧患和世态的炎凉，在清澈中渗透着淡淡的苦涩。《邓山东》写的是“城市异乡者”的故事，小说中的邓山东是一个流散到都市的军人，以挑担贩卖杂货糖食谋生。他有着乡里汉子的粗犷，却出人意外地知道了孩子们的趣味，他的担子上也装满了孩子们喜欢的东西：“有五彩的印画，有水里点灯的戏法，有吓人一跳的摔炮，甚至还有往人背上拍王八用的装有白粉的手包……凡是足以使我们小小心脏蹦跳的，他几乎无一不有！”他更懂得孩子们对慈爱、尊重与信任的需要，他以自己诙谐、豪爽、体贴的性格，充当儿童世界的和事佬，甘愿代学生挨校方的无理罚打。他虽然经历过战争与流血，但不改耿直仗义的本色；虽然饱经沧桑，但依旧满是童心童趣。这其实就是人性的“真”与“善”，是对传统美德的皈依。简言之，萧乾书写乡村与“城市异乡者”的悲境，注重的主要不是对现实的社会关系与阶级关系的解剖，而是“世道人心”，是传统文化心理积淀的惰性，其作品因此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可贵的人性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