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中篇小说似乎给人以“向后退却”的总体感觉。这个退却当然不是溃不成军的无奈选择，也不是韬光养晦伺机东山再起。在我看来，在时尚写作引领风潮的时代，中篇小说“不进则退”、更加理性的“守成”形象，是相对时尚文化而言的。与时尚文化的青春性比较起来，中篇小说显然是一种更为成熟的文学文体。文体和人的状态有很大的相似性，青春需要张扬甚至疯狂，中老年可能需要守成或传统一些。这不仅使社会心理取向不至于失衡，也符合各自的身份或形象。因此就当下文化生产与文学创作的情况而言，并不是通俗与严肃、时尚与经典、大众与精英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鸿沟已经跨越，而是越来越壁垒分明，越来越不能通约。时尚文化是一条灵敏的“创新之狗”，它一路狂奔不时翻新唯恐不能引领新潮；而严肃的文学创作则在貌似“守成”的状态中，仍然凝视着人类的生存状态、探询处理着人类的精神事务，对人性、人的心灵这个幽深和具有无穷“解”的神秘所在，充满了热情和试错的勇气。 也正是包括中篇小说在内的文学的守成性，才使得文学在惊慌失措的“文化乱世”中，最大限度地坚持了文学的艺术性，为人类基本价值尺度的维护做了力所能及的承诺，在当下这样的语境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尽管对文学的各种非议和诟病已成为时尚的一部分，所幸的是，真正的作家并不为之所动。他们在诚实地寻找文学性的同时，也没有影响他们对现实事务介入的诚恳和热情。在过去不长的时间里，批评界曾讨论过“纯文学”的问题，这个问题迅速地不了了之，已经证实了它并不是一个真问题。百年来文学界讨论的重大问题从来就没有“纯”过，因为与文学相关的重大问题似乎都在文学之外。在我看来，2006年的中篇小说大概也不符合“纯文学”的度量标准，因为除了与语言或形式相关的所谓“纯文学”的问题之外，它们所涉及的内容实在要广泛得多。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2006年的中篇小说在张显、强调文学性的同时，在许多方面都有了重要的突破。 对现实的关注，是百年中国文学的一大传统。特别是在经济崛起、文化纷乱的时代，作家将目光投向最为艰难的所在，不仅是良知使然，同时也是文学寻找新的可能性的有效途径。在这方面，青年作家胡学文的《命案高悬》(《当代》2006年6期)是特别值得重视的。一个乡村女子莫名死亡，在乡间没有引起任何反响，甚至死者的丈夫也在对权力的恐惧和金钱的诱惑下三缄其口。这时，一个类似于浪者的“多余人”出现了，他叫吴响。村姑之死与他多少有些牵连，但死亡的真实原因一直是个谜团，各种谎言掩盖着真相。吴响以他的方式展开了调查。一个乡间小人物——也是民间英雄，要处理这样的事情，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于是，命案依然高悬。胡学文在谈到这篇作品的时候说： 乡村这个词一度与贫困联系在一起。今天，它已发生了细微却坚硬的变化。贫依然存在，但已退到次要位置，困则显得尤为突出。困惑、困苦、困难。尽你的想象，不管穷到什么程度，总能适应，这种适应能力似乎与生俱来。面对困则没有抵御与适应能力，所以困是可怕的，在困面前，乡村茫然而无序。 一桩命案，并不会改变什么秩序，但它却是一面高悬的镜子，能照出形形色色的面孔与灵魂。很难逃掉，就看有没有勇气审视自己，审视的结果是什么。 堤坝有洞，河水自然外泄，洞口会日见扩大。当然，总有一天这个洞会堵住，水还会蓄满，河还是原来的样子——其实，此河非彼河，只是我们对河的记忆没变。这种记忆模糊了视线，也亏得它，还能感受到一丝慰藉。我对乡村情感上的距离很近，可现实中距离又很遥远。为了这种感情，我努力寻找着并非记忆中的温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6年8期) 表面木讷的胡学文对乡村的感受是如此的诚恳和切实。当然，《命案高悬》并不是一篇正面为民请命的小说。事实上，作品选择的也是一个相当边缘的视角：一个乡间浪者，兼有浓重的流氓无产者的气息。他探察尹小梅的死因，确有因自己的不检点而忏悔的意味，他也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洗心革面。但意味深长的是，作家“并非记忆中的暖意”是通过一个虚拟的乡间浪者来实现的。或者说，在乡村也只有在边缘地带，作家才能找到可以慰藉内心书写的对象。 与胡学文的命案异曲同工的是曹征路的《霓虹》。不同的是杀害做暗娼的下岗女工的凶手终于被绳之以法，但对那个被杀害的女工而言已经不重要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在这篇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从生活到心灵都完全破碎了的女人倪红梅的全部生活和过程。她生活在人所共知的隐秘角落，但这个公开的秘密似乎还不能公开议论。倪红梅为了她的女儿和婆婆，为了最起码的生存，她不得不从事最下贱的勾当。但她对亲人和朋友的真实和朴素又让人为之动容。她不仅厌倦自己的生存方式，甚至连自己都厌倦，因此想到死亡她都有一种期待和快感。最后她终于死在犯罪分子的手里，只因她拒绝还给犯罪分子两张假钞嫖资。 曹征路对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关注已久。2005年，他的《那儿》轰动一时。我在《中国的文学第三世界》一文中对《那儿》曾有如下评价：曹征路的《那儿》是一部正面反映国企改革的力作。它的主旨不是歌颂国企改革的伟大成就，而是意在检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国有资产的流失、工人生活的艰窘、工人为捍卫工厂的大义凛然和对社会主义企业的热爱与担忧，构成了这部作品的主旋律。小说没有固守在“阶级”的观念上一味地为传统工人辩护，而是通过工会主席为拯救工厂上访告状、集资受骗，最后无法向工人交代而用气锤砸碎自己的头颅，表达了一个时代的终结。朱主席站在两个时代的夹缝中，一方面他向着过去，试图挽留已经远去的那个时代，以朴素的情感为工人群体代言并身体力行；另一方面，他没有能力面对日趋复杂的当下生活和“潜规则”，传统的工人阶级在这个时代已经力不从心无所作为。小说中那只被命名为“罗蒂”的狗是一个重要的隐喻，它的无限忠诚并没有换来朱主席的爱怜，它的被驱赶和千里寻家的故事感人至深，但它仍然不能逃脱自我毁灭的命运。“罗蒂”预示的朱主席的命运，可能是当下书写这类题材最具文学性和思想深刻性的手笔。如果是这样，我认为《霓虹》堪称《那儿》的姊妹篇，它的震撼力同样令人惊心动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