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题目，我在今年上半年已经在北大作过一次讲座。当时我正在主持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想探讨几个文学史的理论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五四”文学运动的先锋性问题。上次我来讲的时候，我的思考还很不成熟，是诚心向北大的老师和同学们请教的，同学们在会上的提问对我深有启发，回去后就把这篇文章写出来了，发表在《复旦学报》今年第六期上①。但我并不认为这个问题已经深思熟虑无懈可击了，我觉得还可以进一步往下讨论下去。 一、常态与先锋：现代文学的两种发展模式 “五四”文学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学绕不开的话题。它作为新文学的起点也好像是不证自明的，但近年来大量新材料、新观点的出现，既往的文学史观念受到了挑战。许多问题亟待从理论上给以解决。比如对民国以后的旧体诗的研究。近年来不仅出版了大量当代作家的旧体诗，从晚清到抗战，一大批文人的旧体诗(包括资料全编)面世了，比如陈寅恪先生、钱钟书先生及他们同时期许多文人大量的旧体诗著作，成为我们研究20世纪文学不可或缺的内容。我们过去讲现代文学只讲白话文学，那么文言文、旧体诗到底算不算现代文学？在20世纪文学史上到底占有多少地位？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晚清文学的研究，在“现代性”这个概念提出之后，我们的研究视野整个被“现代性”所吸引，晚清成为被关注的焦点。许多晚清的作品被重新解释。许多过去被认为价值不高的作品，又有了新的理解。比如苏州大学范伯群教授、复旦大学的栾梅健教授对《海上花列传》的重新评价②，就是一个代表；还有美国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的著作《晚清小说新论：被压抑的现代性》，认为“五四”压抑了晚清的现代性传统，晚清许多含有“现代性”作品，如侦探小说、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在“五四”都被压抑了，保留下来的是“五四”之后的写实主义、浪漫主义等创作③。这些新的研究成果都给我们传统的文学史观提出了挑战。对通俗文学也有许多新的评价和重新研究，模糊了我们过去所谓新旧文学的界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张爱玲及许多海派作家。他们的许多作品当年都发表在一些通俗小报上，分不清它到底属于新文学还是通俗文学④。 我想把“五四”新文学或者整个20世纪现代文学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以常态形式发展变化的文学主流。它随着社会的变化而逐渐发生变异。时代变化，必然发生与之相吻合的文化上和文学上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常态的，是指20世纪文学的主流。我在谈这个问题时，有意把过去新文学、旧文学的问题悬置起来了。这样讲，可以既包括新文学，也包括传统文学，还包括通俗文学。就是说，常态的文学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比如说，有了市场一定会有通俗文学，一定会有言情小说，古代也有，现代也有，它总是这样变化的。这是一种文学发展的模式。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有一种非常激进的文学态度，使文学与社会发生一种裂变，发生一种强烈的撞击，这种撞击一般以先锋的姿态出现。作家们站在一个时代变化的前沿上，提出社会集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预示着社会发展的未来。这样的变化，一般通过激烈的文学运动或审美运动，知识分子、作家一下子将传统断裂，在断裂中产生新的范式或新的文学。这个变化不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进行，而是希望用一种理想推动社会的变化。或者说，使社会在它的理想当中达到某种境界。20世纪有许多或大或小的文学运动，可归纳为先锋运动，它们构成了推动整个20世纪文学发展的一种特殊力量。不管它是向哪个方向，在20世纪起到了一种激进的、根本的作用。 这样两种文学发展模式，构成了20世纪不同阶段的文学特点。 讨论这个问题是想说，“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崛起，其最核心的部分是以先锋的姿态出现的，一下子跟传统断裂了。输入了大量西方的、欧化的东西，希望这个社会沿着它的理想进行变化。它是突发性的运动，含有非常强烈的革命性内容。当然，我不否认“五四”新文学运动也有大量传统的东西与传统文化相衔接。我指导过一位博士研究生，她做1921年以前的《小说月报》的研究，她对最初十年的《小说月报》做了定量分析，比如有多少篇与下层生活相关的小说出现，多少篇白话小说出现，多少篇翻译文学等等。最后，她认为，如果没有“五四”文学运动，中国也会朝白话文发展，也会出现白话小说。这当然是对的。有位作家徐卓呆，写了很多小说，都是写下层贫民的生活，有一篇叫《卖药童》，写个卖药的孩子，今天说起来就是无证卖药，被警察抓了，小孩谎称这是卖糖。可是那个警察很坏，他知道小孩卖的是药，却说，你把它吃下去我就放了你。小孩一边吃一边哭，实在吃不下去，不停地流泪。我的学生认为，这与“五四”小说没有什么区别，非常惊心动魄，写一种被扭曲的心态，写得很好。我后来仔细想了想，觉得徐卓呆的小说与“五四”新文学还是不一样，比如跟鲁迅的小说比。徐的小说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我手写我口”的白话文，就是在讲故事，而鲁迅的小说不仅夹杂文言文，而且有欧化的语言，反而显得很拗口。如鲁迅翻译阿尔志跋绥夫的《幸福》，写一个老妓女为了五个卢布，被迫裸体在雪地里挨人打，语言很拗口。但正是这种拗口，使得小说文本充满了紧张感，很有力量和值得想象的东西。 这样就看出“五四”的意义了。如果没有“五四”，我们得到的就是徐卓呆那样的白话文，但是有了“五四”，就不一样了，语言上有了欧化倾向。我觉得欧化不是一个语言问题，而是思维方式问题，一种非常强烈、新颖的思维方式，是我们原来的语言不具备的。欧化思维建立在欧式语言的基础上，正是属于“五四”新文学带来的东西。 也许有人说，没有“五四”不更好吗？我们的白话文岂不更纯粹？“我手写我口”，不更自由吗？但是，如果没有“五四”，文学就会缺少一种包容性的东西，反映人物深层心理的新的思维模式就没有了。“五四”带给我们的不是一种单纯的白话文，不是一般的“我手写我口”，话怎么说便怎么写。礼拜六派都是白话小说，不需要“五四”来提倡和鼓励就已经出现了。但是，“五四”白话文是一种思维方式的丰富和补充。新的语言带来了新的思维、新的美学感受，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