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上部面世后，评论界先是一片尴尬，不久后有人提出较尖锐的批评，认为余华的退化令人失望。余华曾言，等下部出来后，上部就“安全”了，就像当年《许三观卖血记》出来后，《活着》就安全了一样①。果然，下部出来后，上部的“好处”开始被人提及——在上部余华的退化虽然明显但仍留有其风格，但在下部，余华的印记却被消除殆尽，“余华不再是余华”。但是，如果不管余华，单说《兄弟》，应该说33万字的下部比18万字的上部要“地道”。到这里，小说才真正做“顺”了，找准了定位——这是一部可以赢得广泛受众的畅销书。即使不借余华的名头，只要宣传得当，相信《兄弟》仍能畅销，改编成电视剧也会很好看。这不仅在于《兄弟》写了很多性，很多暴力，写得很煽情很刺激，而更在于《兄弟》扣准了大众心中隐藏的密码，顺应了大众内心的情感趋向和阅读习惯，是一部典型的“顺势之作”。 《兄弟》似乎涉及很多“宏大主题”，像“时代与命运”、“苦难与欲望”、“道德与伦理”，等等——如印在封底的《后记》中所提示读者的。然而，在余华充满自信又失控混乱的叙述背后，隐秘的主题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对强势的崇拜——在一个全社会公然以狼为图腾的时代，顺致羊对狼的顶礼膜拜。宋钢和李光头兄弟二人与其说各自是善与恶的代表，不如说是强与弱的代表。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善恶对抗，而是强弱对比，其结果不是善恶有报，而是弱肉强食——这正是我们这个社会中广大“群众”（借用一个《兄弟》里常用的词）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 然而，问题不在于“群众”认同什么，而在于作家站在哪一边，他想让读者认同什么——这是区分“纯文学”和文化工业意义上的畅销书的根本界限。一部畅销书成功的要素，不仅是能准确地抓住并传达社会大众一致认同的价值观念，更是要通过艺术手法制造幻觉，为此在情节设置、人物塑造等方面做“艺术安排”，使这样的认同变得天经地义、自自然然。与之相应的，是提供一套大众熟悉的文化代码。而“纯文学”，特别是具有先锋精神的“纯文学”，所要进行的恰恰是价值观念上的怀疑挑战，语言形式上的陌生变形——这正是当余华被称为“先锋余华”时的作品特征。《兄弟》之所以令人失望，余华之所以被认为“不是余华”，正是因为这部作品从艺术形式上到主导观念上都放弃了怀疑挑战性，放弃了自我特性，顺流而下。 在艺术上，《兄弟》的“顺”表现在它取消了大众阅读的障碍和难度，主动靠近大众最惯常的叙述方式。其结构既没有《在细雨中呼喊》式的循环反复，也不具备《活着》式的精简浓缩，而是电视剧的“板块式”式的，一条直线走到底，无论在哪里增减几集都对理解不大妨碍。小说的语言既没有早期作品的冷峻，也没有《活着》以后的节制，基本是“段子”式的，尤其下半部，整部小说像无数个段子的叠加和扩展。这样的小说必然是“好读”的，至少看着不累。 《兄弟》更深层的“顺”表现在价值取向上。小说的主题之一仍然是余华惯常所写的苦难，但却将聚光灯始终打在“成功人士”李光头身上，而非苦难的承载者宋钢——从余华的创作系列来看，宋钢才是福贵和许三观的“精神兄弟”。然而我们看到，到了宋钢这里，苦难的承载者已经不具有抚慰人心的力量，而是彻底沦为了失败者的象征。作者对他也不再寄寓深切的同情和深层的敬意，即使表面上赋予他高大的身躯和高尚的美德，也无法掩盖无奈叹息之下的轻蔑。与宋钢惨兮兮的苦难故事相比，李光头的成功故事分外吸引人。李光头一出场时只是个小流氓、小无赖，但随着情节的发展，这个人物形象越来越光彩夺目。他是欲望和罪恶的化身，但这欲望和罪恶在人物身上焕发出的却是一种神话般的力量，生机勃勃，奔涌不息，为社会创造财富和繁荣，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到最后，我们竟然发现，这个人简直十全十美，他是刘镇的GDP产值，福利厂残疾工人的衣食父母，救助宋钢的好兄弟，深爱林红的好情人……但是，且慢，这样一个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一向不择手段的人物，难道真的一点毛病也没有，一点伤天害理的事都没做过吗？肯定有，但作者都处心积虑地把痕迹抹去了。比如，他以一个异想天开的画饼集取了余拔牙们的血汗钱，一败涂地后却满不在乎。但作者并没有把他写成一个胡作非为的骗子，而是暗赞其是个输得起赢得起的汉子。与之对照，余拔牙们则是利欲熏心、背信弃义又蝇营狗苟，只是一些不成器的李光头而已。而李光头则是带领芸芸众生前进的英雄，是代表我们时代精神的“那根骨头”。再如，李光头虽然“睡过的女人不计其数”，但作者却让他一开始就为林红“守贞”而结扎，接下来策划一个滑天下之大稽的全国处美人大赛，其得奖者全部是以身体与评委做交易的荡妇，再接下来让一群带着孩子的女人哭哭啼啼地向李光头讹诈，于是，得出的自然结论是，性道德败坏的不是李光头，而是那些被他睡过的女人。相反，李光头倒是绝无仅有的“精神上的处子”，那种亿万富翁求真爱不得的哀叹读来简直让人唏嘘，也让人不由感叹，作者对有钱人真是体贴啊！通过这样的翻转，全书完成了最深沉的对强力的崇拜——这甚至可能是无意识的，在失去控制的快感叙述中余华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大众心理的代言人。 不过，《兄弟》一书最值得讨论并不仅在于它的“时代症候性”，而是在于它在余华的创作系列中占有的重要位置。余华曾多次说《兄弟》是他写得最好的作品，“光是上半部，就比《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要好”，原因是以往的作品往往是有意识地淡化时代背景，而《兄弟》是一部“对历史现实发起正面强攻”的作品，“当《兄弟》写到下部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可以把握当下的现实生活了，我可以对中国的现实发言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质的飞跃。”② 这样的说法不能只当做图书宣传，至少我们可以说，《兄弟》是“先锋余华”向现实转型的用心之作。于是我们就不得不面临的问题是，为什么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纯文学作家”的余华，自诩“十年磨一剑”的“飞跃之作”，竟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畅销书？这暴露了余华在创作状态和创作能力上存在着怎样致命的问题？这些问题哪些是余华个人的，哪些是“先锋作家”为主体的“纯文学”作家所共有的？这与“先锋文学”的“先天不足”有何必然联系？近几年学术界对于“纯文学”的反思一直持续地进行着，余华的《兄弟》一书为反思的深入提供了一个切实的例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