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23X（2006）—06—0060—06 在“新时期”文坛上，王蒙被评论界视为“复出”作家、“意识流”作家或“现实主义”作家，但我认为，某种意义上他还可以被称作“新时期”的“革命作家”。他的“革命情结”（或说“政治情结”）比同时代人如李国文、从维熙和张贤亮等显然都强烈、自觉得多——当然也表现得更加迂回、暧昧和复杂。当他以多义、有趣、感伤、尖刻或故意偏离等多样缠绕的叙述形态“叙述”革命和个人的“关系史”的时候，人们会注意到其创作“自述”与小说在无形中其实呈现为一种缠绕、互疑的关系①（笔者称之为王蒙式“自述”）。因此，一个问题随之而来：是什么刺激了王蒙“自述”的欲望？怎样看待“自述”与小说之间存在的矛盾和不一致的现象？或者说，借助于对这一现象的细读，能否将作家创作世界中某些重要的侧面再度打开？于是，在创作“自述”与中篇小说《布礼》之间的关节点和有意味的纽结，就需要稍微留心了。 一 “自述”的潜在与外在效果 《布礼》在《当代》1979年第3期间世前后，文学知识分子与国家、政党的“适当”关系，实际是决定一部作品能否发表、发表后能否获得正面肯定的一个微妙的因素。对这一“背景”，小说作者自然不会置若罔闻。② 当时的《文艺报》记者雷达在对王蒙的“专访”中写道：“听完他的自述，我问他：‘你怎样看待这件二十多年前文坛上的公案（笔者按：指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批判”）呢？’王蒙爽朗地笑了，随即满怀感慨地说：‘我不想翻历史老帐了’。”接着，他“向我表述了他多年深思过的看法。他说：第一，文学应该能动地为政治服务，它不仅仅表现在党的文件和党报的社论发表以后，立即起而响应、配合，而且还应该走到时代生活的前面，有所发现，提出文件、社论暂时还没有提到的问题，并且大胆提出作家自己的看法”；“第二，短篇小说有它自己的艺术规律，它总有个侧重点”；但他又强调说，“第三，至今我们的作品，包括优秀的作品，都没有完全摆脱‘主题先行’，这是庸俗化地理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结果”。[1] 以作家的“从政”经历和在积淀基础上而固化的现实观，相信他对问题的“回避”与“强调”都体现了一定的真实，与此同时也说明历史和自述者与《组织部》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诸多的变化。不过，自述者所选择的问题、答问的方式、以至合适的机会，都显示了成熟的文学政治意识，呈现出与历史“共谋”时所彰显的叙述的逻辑。它们并不是一般性的“作家访谈”或“接受采访”（实际许多当代作家“答”杂志“问”或“创作谈”中都含有明确的社会进取意识），而是一种自我“定位”与时代要求之间的一种恰如其分的“结合”。但是，在怎样看待这一“自述”型的“文学史”现象时，王蒙的理解可能与我们有所不同。例如，他把这一现象归结为“少共情结”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并未丧失的社会能量和活力；而另外的理解则可能将“自述”与当时周边的现实状况、出版制度和文化气候进行“挂钩”。也就是说，研究者指的是策划、引导文学创作的力量，以及力量与文学管理、阅读和批评结合在一起的过程及其综合效果。 《布礼》主人公钟亦成对“自述”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在他看来，对次要性“历史”材料的隐瞒和压缩，会直接损害对历史的深度“反省”。而“自述”的“访谈策略”，则构成了对见证人个人记忆的严重的遮蔽。于是，他责问道：“难道费了这么多时间，这么多力量，这么多唇舌（其中除了义正辞严的批判以外也确确实实还有许多苦口婆心的劝诫、真心实意的开导与精辟绝伦的分析），只是为了事后把他扔在一边不再过问吗？难道只是为了给山区农村增加一个劳动力吗？根据劳动和遵守纪律的情况划分了类别，但这划类别只是为了督促他们几个‘分子’罢了，并没有人过问他们的思想。”又说：“好比是演一出戏，开始的时候敲锣打鼓、真刀真枪，灯光布置，男女老少，好不热闹，刚演完了帽儿，突然人也走了，景也撤了，灯也关了。这到底是什么事呢？不是说要改造吗？不是说戴上帽儿改造才刚刚开始嘛，怎么没有下文了呢？”当听到凌雪因坚持和自己结婚而被组织开除党籍的消息时，钟亦成毫不掩饰地作出了强烈而复杂的反应：“布礼，布礼，布礼！突然，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眶。”显然，在这里，钟亦成的“反思”不仅没有配合“自述”，反而起到了将历史真相彻底“爆料”的效果。他越是责难“自述”，就越说明后者其实是由“潜在”和“外在”的两种叙述所构成的一个暧昧的文本。“自述”的“外在”效果，巧妙地协调了《布礼》与“周边”（时代环境）的关系，同时掩护了小说对历史辛辣的鞭挞、批判。因此，“自述”里这一未说出的“潜在”话语，被嫁接到了《布礼》的叙述当中，使它们与一种不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方式合在一起产生出震撼性的张力。这就是这个时期的文学特征之一。 那么是否可以说，这是王蒙对“革命”的一种“辩证”的解读，而革命文学“资源”因此获得了新开发呢？可以按照这样的思路去理解。不过，也可以理解它是一种“真实”和“不真实”的意图都不“暴露”出来的“边缘性的写作”。因为它与我们通常所认定的“革命文学”很不相同，不是通常文学的体例和写作方式。它们没有使用概括性的描述语言，没有确认作家的立场和叙述目的，而这些特征早已被文学史所认定，并建立若干的“标准”。它的隐秘宗旨，可能正如作家所说，是“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是“在作品运用复线条，甚至是放射线的结构”，如此等等。[2] 二 对通行规则的改写或增补 在王蒙创作《布礼》的时候，“革命文学”（那时大多数人将此概念与“十七年”和“文革文学”不加分析地混用）因“文革”思想模式的全面崩溃，在文学界的传统威信大为受挫，陷入某种“诚信”危机。③ 但是，作为文学史上有影响的“通行规则”，它的主题潜力和表达方式在“新时期”却没有完全丧失，例如大多数“伤痕文学”作品对它的戏仿、改写和场景置换等等，就是一个值得指出的“现象”。而王蒙“自述”和《布礼》的构思与创作，就出现在这一曲折的“文学转型”过程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