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14（2006）06—0017—19 一 1964年秋到1965年底，赵树理对《十里店》作了4次修改，并由晋东南地区上党梆子剧团两次到省里作了汇报演出。结果受到了有关领导的批评，说他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写得“太黑暗”了，明令不得对外公演。1965年春，赵树理到晋城任县委副书记，一到任便先去了晋城县剧团。剧团按迎接县委书记的规格欢迎他，他从口袋里掏出《十里店》剧本说：“什么书记啊，我是为着这个来的。从太原到长治，本来买了张飞机票，但又怕飞机出事把剧本丢了，临走前又抄了一份给闺女留下，退了飞机票乘汽车来的。有人说我这剧本不能对外公演，咱就在太行、太岳山里演出，还对什么外啊。” 赵树理性格执拗，凡他认定的事，很难让他改变。这是他的可贵之处，但也给他带来了悲剧性的遭遇。《十里店》由他设计音乐唱腔、由他导演，由晋城梆子剧团分三队下乡四处演出，仍满足不了当地农民的要求。他被因该剧揭露农村干部以权谋私、不法分子贪污盗窃、支部书记软弱无力而受到农民欢迎的表象所迷惑，没有认识到他自己也已受到当时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影响，致使《十里店》也落入了“地富不甘灭亡，梦想变天，腐蚀拉拢党内干部，同流合污，破坏集体经济，遂使农村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政权变色，红旗落地”论断的窠臼。赵树理原本是反对“把任何问题的原因都反映为阶级斗争”的，他说过：“老区的地主富农已经不起多大作用，农村困难的根源不在阶级斗争，而在于干部作风和如何真正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对他的说法，有人批评是思想跟不上形势，再加上当时毛泽东一再强调：如果忘记了阶级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国家就要改变颜色了。”赵树理通过学习，又“听了几次大的政治报告及京郊的几个调查报告，看了《夺印》等戏，逐渐认识了地富篡夺领导权的可怕”。当时地区梆子剧团急于参加1964年山西省现代戏会演，苦于没有合适的剧本，剧团多年和赵树理关系密切，对赵树理这位大作家十分敬仰，便多次找他要剧本。他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信仰与忠诚，急于想跟上时代的步伐，剧团也催得急，于是便动笔了。在写作《十里店》时，他“自以为重新体会到政治脉搏，接触到了重大题材”。1966初回太原过春节时，赵树理又对《十里店》又作了第五次修改，就是除夕夜里，他也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埋头修改剧本。 当他回到他蹲点的晋城南村公社峪口村时，大队干部正为响应省委、县委的号召，在村里掀起一个学毛著、建大寨田的高潮，还制定了一个“拦河闸坝”建设大寨田的规划。赵树理仔细勘察了一番，又和一些老农反复商议后，认为这个规划不切实际：闸沟垫地，把河沟两边的好地铲了，熟土变成生土，沟底沟坡上都将会不长庄稼。他急忙把大队支书尚贵生和其他干部叫到一起，对他们说：“学大寨不能盲目乱干，投多少工，建多少地，收多大益，一项一项都要经过科学的核算。学大寨不能光图形式，一定要因地制宜，把改变峪口面貌的长远规划和当年的收益结合起来，这样群众才会有积极性。”大队干部对赵树理的话很不理解：县里和公社领导下的有闸沟垫地建设大寨田的亩数指标，而他却开口闭口总是强调经济核算、群众收益。于是大队干部对赵树理就常采取两套手法：他在，就集中劳力抓生产；他走，就把劳力调去搞大寨田。赵树理知道后愤然说：“这又不是捉糊日本鬼子，光图形式打不下粮，遭罪的还是老百姓。” 对当时的学毛著、背警句活动，赵树理也感到不对头；看到村里黑板报和田间地头到处写着毛主席语录，就说：“为什么不换一换，春耕时，咱要宣传搞春耕生产；植树造林时，就要宣传植树造林的好处。假若到处都写上语录能多打粮食，咱就把满地都插上语录牌算了。”看到县、村文艺宣传队表演时演员手上总是拿着一本毛泽东著作说：“有了它，泰山能低头；有了它，河水能让路；有了它……”就说：“这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在搞迷信，很庸俗。农民不光是要几句政治口号，他们是希望具体化的。思想教育必须有物质保证。土改后分了土地，老百姓知道勤劳耕作，省吃俭用能发家。土地入了社，一切归集体，个人如果得不到更多的好处，光说毛泽东思想是灯塔，有了它就能怎么怎么的，他们是不会相信的。”“过去，进门有门神爷，动土有土地爷，群众都信仰。学习毛主席著作，也得叫群众信仰，不信仰，你强迫也不行。” 赵树理曾反复钻研过《矛盾论》和《实践论》，还多次在峪口、南村及县城宣讲毛泽东著作。晋东南地委在1966年2月5日写给山西省委的“（66）13号”文件中称，“以前领导干部给一般干部和工农群众辅导学习‘毛著’的人很少，现在多了。……比如晋城县委书记常三毛同志，1965年给干部、群众辅导毛主席著作学习共四十五次，副书记赵树理同志辅导二十多次”。但赵树理在辅导时，大多讲的是理论联系实际，他说：“判断一个地区的工作是否政治挂了帅，是要看参与工作的大多数人的工作热情，是否是由他们自己的政治思想支持着的”；“政治思想只有落实到生产和业务工作上才能表现出它的作用”；“如果片面强调‘自觉能动性’、‘精神变物质’，忽略毛主席同时强调的‘调查研究’，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那就会胡闯盲干”；“五九年我曾讲过这样的观点，即‘领导生产中的主要工作是逐渐认识生产中的规律，并且依据或利用那些规律逐渐为生产造成有利条件’。‘以搞好生产作为物质基础，通过思想教育和时间安排，使群众有钱花、有粮吃、有功夫伺候自己，可以精神饱满、心情舒畅地参加生产。’这才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强调政治挂帅的目的”。赵树理这些话，后来都成了他的罪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