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712（2007）01—0029—04 在阅读《鲁迅全集》过程中，经常要涉及“狂飙文人”高长虹，《鲁迅日记》中，关于高长虹的记载有85处；鲁迅杂文中，涉及高长虹的有十余篇三十余处；鲁迅书信（特别是在《两地书》）中，更有不少地方提到高长虹。但是，自1928年狂飙社解体之后，高长虹却象彗星一样倏忽之间消失在长空，成了谜一般的神秘人物。由于年代久远，结识高长虹的人目前已寥若晨星，能准确说出他下落的人更是难于寻觅。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就长期存在着这样一个高长虹下落的“哥德巴赫猜想”。 如何才能揭开这个谜底呢？ 1980年初，我为了搜集有关左联五烈士殉难的资料，查阅1931年上海出版的《文艺新闻》。无意间，在该刊第三期和第九期上发现了两则关于高长虹的消息：一则题为《狂飙的国际进出》，另一则题为《长红在困窘中苦斗》。据此，得知高长虹在1929年春夏之间曾经从上海东渡日本，改“长虹”为“长红”，从事两件工作：一，建立行动学；二，由比较语言学进而草创新国际语。当时，高长虹生活困窘，常有断炊之虞，故写信至上海吁请友人资助。此后的情况，《文艺新闻》上就没有反映了。 同年3月底，我走访了北京图书馆社参组的研究员郑效洵先生。他当年是狂飙社最年轻的成员，17岁结识高长虹，当年已是74年的老人。据郑老说，高长虹在日本站不住脚，又流落到了欧洲，准备研究经济问题，但生计仍无着落，潦倒有如乞丐。幸亏有位山西同乡阎宗临（笔名“已燃”），先后在法国和瑞士勤工俭学，不时给高长虹一点接济。郑老还听说，大约在法国期间，高长虹一度加入过共产党组织。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高长虹经过意大利、英国到了香港，在那里遇到了潘汉年。由潘介绍，高长虹来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这时，他曾给在上海三联书店工作的郑老写过一张明信片，上面只有“请速来”三个字。但由于武汉沦陷，郑老未能赴约。此后的情况，郑老也不大清楚。 离开郑老家，我顺道去探望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林辰先生，谈及刚才的走访情况。林老说，高长虹离开武汉后，肯定到了重庆，因为他曾经在重庆《国民公报》副刊《星期增刊》上发现过高长虹的一篇长文：《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林老还记得，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报《抗战文艺》上，也载有高长虹的作品。循着林老提供的线索，我查阅了1938年10月下旬迁至重庆出版的《抗战文艺》，在上面果然找到了高长虹的作品，如诗歌《新中国是一个新天下》（三卷二期）、《时代的全面》（三卷五、六期合刊），杂文《几句话》（七卷二、三期合刊）、《如何用方言写诗》（八卷一、二期合刊），文艺论文《论民间文艺》。可知从1938年底至1941年，高长虹的确是在重庆。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思想上有了一些进步，原先“太晦涩难解”的文风也有所改变。关于高长虹在重庆的情况，沈静在《记长虹》一文中也有所介绍，载《文友》杂志一卷十二期。不久，林老从存书中找出了刊登高长虹《一点回忆》的那张旧报纸，并寄赠我。我便将此文转载于我主管的《鲁迅研究月刊》，王世家先生后来又将此文收进了他选编的《鲁迅回忆录》（6卷本）。 1941年冬或1942年春，高长虹离开重庆赴延安。据延安《文艺月报》报道，1941年5月至1942年8月，由丁玲同志倡议，延安文化协会创办了一个“星期文艺学园”，以“开展文艺运动和帮助文学青年等学习与写作”为宗旨，每星期日上课一次，学员达120余人。延安“星期文艺学园”第二学期一开课，高长虹首先应邀作了《对文学的认识》的报告，可见1942年初高长虹确已到达延安。大约是1981年，我在太原采访了老作家姚青苗。他回忆说，1941年秋，高长虹赴延安之前，曾在当时阎锡山的“二战区司令部”驻地——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停留了两个多月。姚当时跟他同住在一个窑洞里。高长虹随身带了一篇长文，题为《我们为什么还没有胜利？》，内容是谴责国民党政权政治腐败，牟取私利，置国家民族存亡于不顾。当时在“民族革命通讯社”工作的一些进步人士将此文油印了七、八十份，在阎伪二战区驻地宣讲散发，揭露了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投降路线，高长虹因此为当地政府所不容。后来还是通过“民族革命通讯社”跟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取得联系，找了个可靠的老乡带路，通过敌我交错地带，才进入了革命圣地延安。 高长虹到延安后，跟他的亲戚、延安鲁迅图书馆负责人高戈武接触过几次。在北京我采访了高戈武。据他回忆，高长虹曾表示，他很早以前就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了。他很关心儿子高曙的情况，希望高曙能够参加八路军。他还曾到鲁迅图书馆去借阅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准备写一本《法西斯蒂》，系统揭露希特勒的暴行。他还说曾研究政治经济学。实际上，他当时神经已经不很正常了。 对于高戈武先生提供的情况，我仍然觉得不满足。这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四组的负责人牛汉先生提醒我，可以再去问问舒群。舒群青年时代曾在东北商船学校读书，当时的校长就是我的外祖父王时泽。他参加革命后，曾在延安和东北担任过文艺部门的领导。这样，1981年4月22日上午，我便抱着一线希望，走访了舒群老伯。 舒老伯热情接待了我。他说：“你找我算是找对了。对于高长虹在延安和东北的情况，比我更了解的人大约不多了。高长虹徒步进入延安之后，经有关方面酝酿，责成延安鲁艺代为照管，并给了他一个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的名义。当时文协主任是柯仲平，高对这种安排有所不满，因为他在狂飙社的地位比柯仲平高。高当时经常给延安《解放日报》第四版投稿，文、史、哲无不涉及，但由于缺乏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武装，思路不清。据我回忆，他的文章大约一篇也没有采用。我当时曾接替丁玲担任《解放日报》第四版的主编，出于对高的尊重，退稿时往往由我亲自出面，因此跟高接触的机会比较多。1943年年底至1944年8月，我改任鲁艺文学系主任。高长虹住在鲁艺北面山头的一个窑洞里，我也住在鲁艺校外的窑洞，与高的住处相距不远。因为高由鲁艺照管，所以我常去看他。在我的印象中，高长虹个子很矮，头发半白，身体瘦弱，有点歇斯底里，不过还保持着一点童心。他待人比较真诚，对延安‘抢救运动’中出现的扩大化现象十分不满，但运动并没有波及过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