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像接受维新思想和从事启蒙运动一样，陈独秀与鲁迅接受苏俄式马克思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的过程也在时间上有先后，行动上有区别，思想上有异同。两人的思想都经过曲折的发展变化，自我否定和更新，处在与时俱进的动态过程中。陈独秀早在1920年2月题为《新教育之精神》的演讲中就使用了“与时俱进”一语，说明“天下无百年不变的法则”，时移事变，教育要“与世界一齐进步”。① 对待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的态度，最能体现陈鲁二人与时俱进的精神。但总的来说，鲁迅比陈独秀“慢半拍”。陈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已经预见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将极大地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成为“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② 指出：“二十世纪俄罗斯之共和，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未可以目前政象薄之”。③ 社会主义学说流行和共产党执掌政权的“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④ 《贫民的哭声》等文毫不含糊地宣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五四之后，他的启蒙和革命活动重心从知识分子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军阀政府的逮捕和共产国际代表的东来，加快了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和走俄国革命道路的步伐，1920年5月陈独秀即发起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着手组建中国共产党，成为继李大钊之后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新青年》同人由此分裂。鲁迅虽然意识到陈李是在“前进”，但并未立即跟上，在一段时间内还继续寄稿支持陈独秀，但在办刊方针上却接近胡适，也不介入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年5月他曾在《新青年》上发表过“随感录”《“来了”》和《“圣武”》，讽刺北洋军警防范“过激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的慌忙，赞扬别国“有主义的人民”为主义而奋斗牺牲，战胜了“刀与火”的专制，迎来了“新世纪的曙光”，但鲁迅并没有明言对“过激主义”的评价，别国的“主义”也非单指布尔什维主义，他所肯定的“外来思想”泛指所有提倡“自由平等”、“互助共存”的西方近代学说，文章主旨不在宣传什么主义，而是批评中国人不能“发生新主义”也不能“容纳新主义”，极端自私和愚昧，只信“圣武”即“刀与火”的国民性。⑤ 胡风认为《“圣武”》“可以说是当时的少数共产主义者的庄严的宣言”，说明“鲁迅在那时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学家和思想家”，⑥ 实在是把鲁迅的思想转变整整提前了一个阶段。鲁迅在1920年5月4日，与陈独秀开始建党活动大体同时，在给一位学生的信中写道：“今之论者，又惧俄国思潮传染中国，足以肇乱，此亦似是而非之谈，乱则有之，传染思潮则未必。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植；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非俄国式之乱也。而中国式之乱，能否较善于他式，则非浅见之所能测矣。”⑦ 对“中国式之乱”的预言已为20世纪的中国历史所确证，显示了鲁迅思想的无比深刻，但“传染思潮则未必”的看法则有违事实，表明他与陈李的思想距离。他一直希望着新的社会，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⑧ 然而作为有志于革命的精神界之战士，鲁迅十分关注俄国革命后的文艺思潮。1925年，他为中共党员任国桢编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作《前记》，开始购买阅读关于苏俄文学艺术的书籍，其中最重要的是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这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第一本著作。次年为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中文译本作《后记》，即将托氏书中《勃洛克》一章译出置于卷首。1927年初鲁迅到广州后，与中共中山大学总支部负责人来往密切，读到他们赠送的党团刊物，并与陈独秀之子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亲切会面。从此，鲁迅在政治上明显地倾向共产党和苏联，文艺理论上自觉地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成为20世纪中国最早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家。所以，如果要给鲁迅的思想转变划定一个时间的话，应以1927年为宜。1928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对他的围剿，不过加快了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和靠拢苏俄的步伐。而此时的陈独秀则已被迫离开中共领导岗位，进入反思和超越苏俄思想以至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但本文的重点不在区分陈鲁二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间先后，而是具体比较他们在这方面思想的异同，各自的贡献和局限。 2 陈鲁二人都接受了以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和共产主义社会为终极理想的马克思主义，陈主要用来研究人类和中国的社会及其发展进化的历史，探索中国政治革命的道路，鲁主要用来研究文艺问题，作为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武器。 陈独秀从1920年成为社会主义者以后到北伐战争前的几年里，写了许多文章，作了大量讲演，以《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为蓝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驳斥当时在中国颇为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并且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工团主义和修正主义。可以说，他把新文化运动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思想启蒙转变成了以马克思和列宁为旗帜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启蒙，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革命目标没有变，革命的道路即理论方法武器手段变了。他认为：唯物史观是研究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的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是经济制度的革命。⑨ 而改革社会制度的手段就是阶级战争。他这样概括共产主义者的主张：“立脚在阶级争斗的原则上面（此点与基尔德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不同而与工团主义相同），集合无产阶级中最觉悟最革命的群众，组织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革命成功，即应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此点与工团主义不同），利用无产阶级的国家这个武器，压制资产阶级的反动，加入世界的革命，扑灭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然后渐渐灭绝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度及私有习惯与心理，建设无产阶级的工业与文化，最后达到废除一切阶级无国家的共产社会。这就是共产主义破坏与建设之大略程序。”而“中国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目前工作，首先要做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⑩ 即“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11) 他又根据列宁的著作，把国际工人运动中发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主义两派的对立归结为：前者主张阶级战争、直接行动、无产阶级专政、国际运动，后者主张劳资携手、议会政策、民主政治、国家主义，前者是真马克思派，共产主义，后者是修正派，改良主义；而“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忙”(12)。所以，他在这个阶段理论上是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实践上是依靠共产国际即苏俄帮忙的中共领导人。他提出了中国革命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进行的所谓“二次革命论”，但在行动上不得不服从共产国际和苏俄顾问的错误指挥，导致国民革命的失败。这次失败既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也是陈独秀人生道路和思想发展的转折点。血的教训和共产国际嫁祸于人的行径使他首先踏上反思并进而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艰苦而漫长的历程，他仍然是“革命的前驱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