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20世纪标志性的文化意象和民族精神资源。长篇累牍的鲁迅研究形成了丰富浩繁的意义之林，承载着建构现代学术框架和知识谱系的重担，成为20世纪文学史、文化史和学术史的重要内容。新旧世纪之交，鲁迅研究的新增长点和新突破日渐减少，也日显“疲惫”，几次激烈的论争，或是肆意谩骂或是坚决捍卫，终致寥寥的无奈状态。不断遭质疑的鲁迅及鲁迅研究使许多人面对鲁迅形象时深感陌生和隔膜，这种状态显然背离了鲁迅研究的初衷。“鲁迅热”的消长固然与文化生态变迁密不可分，但也直接受制于学界阐发的鲁迅形象的内质。因此，有必要从学理上进行反思：学界曾经塑造了怎样的鲁迅？在新的历史境遇中，鲁迅构成精神资源是否会失落？当深入鲁迅形象内核时，可以发现：不同话语模式中的鲁迅形象不尽相同，甚至还有抵牾和碰撞，试图给鲁迅形象赋值的多方努力造成了意义层累，模糊、遮蔽甚至改变了鲁迅的初始面貌，变得迷离和不定，难以认知和把握。20世纪文学史以专业化的知识和体系化的组织将作家、作品、思潮、流派等诸多文学现象整合在一起，集中连续地描述饱含差异和充满矛盾的文学状态，形成确定而统一的历史意识。在颇具自信的文学史叙述中，鲁迅形象既表达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也显现了强烈的价值冲突，成为现代知识谱系中架构与改造的前沿地带。本文试图通过搜检和解读各种现代文学史中的鲁迅形象，透过累积的意义库存，探寻潜藏的价值评判体系，期冀在这缝隙间勾连起某种历史流脉，为今后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 通观中国20世纪现代文学史作，鲁迅似乎成为史家绕不过的标的。虽然不同文学史依据自身的价值评判标准给出不同的鲁迅形象，详略有别，褒贬不一，但是，几乎所有文学史都给鲁迅留出了相当分量的篇幅和相当注目的位置，只要体例允许，都有专门章节的论述，而且，往往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首席作家。就目前出版的文学史而言，大致可以分为四种话语体系进行鲁迅形象的构造和改写。 一、革命话语中的形象设计 第一种是1949年建国之前逐渐形成的，革命话语逐渐强化的文学史中的鲁迅形象。革命文学初萌时期，“革命”话语带有浓厚的浪漫色彩，虽然受阶级论影响，依然激情洋溢；这个阶段的文学史写作虽然受到了20年代至30年代盛行的革命思潮的影响，依然充满了个性化的表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这部史著深受进化论影响，始终强调社会变革对于文学流变的制约和主导作用。王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文学规律的认知：“本来从事文艺的人，在气质上说来，多是属于神经质的。他的感受性比较一般人的要较为锐敏。所以当着一个社会快要临着变革的时候，就是一个时代的压迫阶级凌虐得快要铤而走险，素来是一种潜伏着的阶级斗争，快要成为具体表现的时候，在一般人虽尚未感受得十分迫切，而在神经质的文艺家却已预先感受着。先把民众的痛苦抖喊了出来。所以文艺每每成为革命的先驱，而每个革命时代的革命思潮，多半是由于文艺家或者由于文艺有素养的人滥觞出来的”①。在此基础上，王哲甫倡导重视文学的自主性和文学家能动性，认为“在外形上，新文学要用明显优美的文字，艺术的组织，自然的声韵表现出来，在内容里要有真挚的情感，丰富的想象，超乎时代的思想，反抗腐烂社会的精神”②。在人文精神和文学形式双重标准下，王专门安排了新文学作家略传，鲁迅是新文学史上作家第一人。在王哲甫设定的文学史视角中，鲁迅无疑是将历史价值和艺术追求两方面成功结合的典范，由此，王对于鲁迅的生平和创作经历、论著、翻译及相关的文学活动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勾勒出作家鲁迅在不同文学空间的立体形象，这是较早给出的多维而丰富的，甚至还未能完全剔除、删减和统一在单一话语模式中的鲁迅形象。 此后的鲁迅形象就日渐突显“革命气质”。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以下简称《思潮论》）出版于40年代，这是以思潮为线索构筑的文学史，其中涵纳了历次影响较大的文学论争和各种代表性创作观念。自然，在思潮史的线性发展为唯一主线的编撰体例中，无法突出个体的创作成果，但对鲁迅研究已经颇有造诣的李何林还是在此书中突出了鲁迅的作用和影响：在《序》中，他设立了鲁迅在新文学的领袖地位，“我们可以说，埋葬鲁迅的地方是中国新文学界的‘耶路撒冷’，《鲁迅全集》中的文艺论文也就是中国新文学的《圣经》。因此，本书引‘经’甚多，以见我们的‘新中国的圣人’在近二十年内各时期里面中国文艺思潮的浪涛中，怎样尽他的‘领港’和‘舵工’的职务”③。与王著相比较，李在《思潮论》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阶级论观点贯彻得更为彻底，他把二十年文艺概括为两种思想的支配，“由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七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较多和无产阶级文艺思想萌芽的时代；由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七年是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发展的时代”④。这种历史时段的划分在建国后的革命史叙述中不断得以沿用。从此后的文学史写作来看，依据阶级论描述文学史为建国后文学史论著的倾向和框架提供了思想资源和有效的学术准备。与二三十年代大多偏重印象解读的鲁迅研究相比较，借用革命系统理论建构文学史描述鲁迅形象，既拥有了较为明确的定位，又缩减了阐释的可能空间。著述于建国前的文学史表达的日渐纯化的“革命”话语，虽然还没有达到建国后的文学史中的鲁迅形象的政治标准，在革命话语中还是有限度地提供鲁迅形象的丰富性，却也逐步确立鲁迅在新文学中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时，这种形象设计为建国后浓厚政治意识形态改写、神化和遮蔽鲁迅奠定了基调。 二、阶级论中的价值定位 尽管建国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家们毅然以社会承担和民族救亡的姿态来界定新文学性质，在同时代的文学史观中显得相当激进，然而，在建国后日渐浓郁的政治氛围中，此前的历史叙述却被视为保守或者过时而受到贬抑。李何林在1950年就对《思潮论》进行了自我否定：“《思潮论》对于抗战前二十年中国新文学的性质，没有明确的指出从开始到末了都是统一战线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学。对于五四时代的领导思想问题，又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占优势，没有看见无产阶级思想从开始就在领导着了。以上二者不过是《思潮论》在两个大的方面的缺点或错误，其他大的小的错误或缺点还很多”⑤。李何林的自我检讨折射了社会体制和文化思潮对文学的压迫，建国之初的文学努力确证新政权的合法性，史家们把著述现代文学史的学术冲动与对阶级意识的强烈认同联系在一起。文学史写作也有了努力的方向，即以阐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的鲁迅意义为最终目的。力陈新文学的革命性和阶级立场的写史风格就成为不可逆转的述史潮流。在无产阶级文艺的框架中，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所有文学史中对鲁迅定位和评判的唯一标尺，所有的阐述和解读都朝着这个既定目标努力，在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三大家的定论中，确立了革命文艺的先驱者和领导者的鲁迅形象，作为中国新文学史中的旗手，鲁迅形象成为一个文化标志、权力话语的集中表述地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