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07）01—0014—05 金：唐先生作为一个诗人，从事诗歌创作多年，有无一贯的主题？ 唐：20多年来我主要从事诗歌批评。诗歌创作虽说开始得更早，但写得不是很多。对我来说，诗歌和批评是同一种写作的两翼，互相平行而又彼此补充。在写作中会有一些阶段性的主题考虑，比如我1980年代写作的基本主题就是“困境”和“突围”；至于“一贯的主题”说不好，如果一定要说，也许可以说是“精神自治”。 金：是从什么方面的精神自治？ 唐：最初是从体制化的意识形态垂直控制的阴影下，然后是从更加复杂的历史语境中。您知道，我们这代人无论从个人经历还是受教育的角度说，都长期处于体制化的意识形态强控制之下，属于一种“受控的成长”。总体说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1970年代末，然后开始发生变化。当时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本质上是一次启蒙或再启蒙运动。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入学的第一批大学生，此前插过队、当过工人，但一直喜欢文学。您也许知道《今天》，那是创办于1978年底的一份民间或“地下”文学刊物，尽管形式简陋，但在一代人中影响巨大。我还记得1979年初第一次读到《今天》上北岛、芒克等人的诗作时那种近乎毁灭性的内心震撼。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诗歌被逐渐纳入一条“钦定”的轨道，即“古典＋民歌”的轨道。本来这也是一种可能的维度，问题是一旦被奉为“天条”，就变成了框框，褊狭的“为政治服务”的尺度则使之变得更加粗暴和僵硬。这样的强制性情境造就了大批的伪诗和伪诗人，甚至一些早已成名的诗人，也陷身于必须遵从意识形态以至一时政策所需写作的桎梏。《今天》上的诗彻底粉碎了这种桎梏，并提供了一代人写作的新起点。这是朝向诗所要求的自由自主意志，并且本身就体现着这种自由自主意志的写作。1980年代中国先锋诗的发展基于一个共识，即“回到诗本身”，或“回到个体生命和语言本身”，这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有关自由自主写作的集中表达。 金：这在当时是要承受一定压力的吧？ 唐：当然有压力，有时甚至是很严酷的压力，尽管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我曾在中国作协的《诗刊》工作多年，同时又完整地亲历了当代先锋诗运动，不但是主要的评论者、编辑者之一，而且先后参与发起创办了“‘幸存者’诗歌俱乐部”（1988～1989）和《现代汉诗》（1991～1994），这双重的身份使我在这方面见多识广，感受尤深。事实上，自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非官方的民间文学社团和刊物无论怎样活跃，都只能处于或地下或半地下的状态；现在的情况要宽松些，但仍不能说得到了完全的法律保障，至少不具备充分的自我保护能力。 不过，我所谓的精神自治主要还不是指与既定秩序的紧张关系，而是指一种内在的、独立不依的精神立场，一种基于批判和自我批判所形成的对不断变化的现实作出敏锐反应的能力，一种自我超越和生长的可能性。没有这样的立场，没有这样的能力，没有这种内在的可能性，就无所谓现代知识分子，也无所谓现代艺术家和诗人。您多年来从事公共哲学的研究，我想，我所说的这些也是不断拓展公共空间、推动公共哲学发展的前提吧？ 金：当然。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请结合您的个人经验接着谈。 唐：按照自己的意愿写作，包括组社团、办刊物等等，都是精神自治的不同方式，也体现着在不同层面上建立和拓展公共空间的努力。精神自治和公共空间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一种双向的建构。1990年冬我和一帮朋友之所以要创办《现代汉诗》，除了考虑在诗艺上保持探索的连续性外，一个现实的动因就是当时的大气候非常严峻，无论思想界、文化界还是艺术界，都普遍存在某种严重的身心挫败感。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创造一种“小气候”，一个可以同呼吸、共命运的精神空间。这是一个创造的空间，也是一个交流的空间，一个参与者人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的空间。作为也许是当代唯一的一份具有全国性的民间诗刊，《现代汉诗》以诗歌的名义，在强势面前重申了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公民权利，同时自身也试图建立某种制衡机制，以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导致话语霸权，具体做法是只设编委会，不设主编，由北京、上海、杭州、成都四个编辑组轮流执编。尽管因为外部的压力太大，这一做法未能贯彻到底，但毕竟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当然，作为写作者，我更看重精神自治的内在方面。前面已经说到1980年代的个人主题是“困境”和“突围”，而到了1990年代，一直抓住我的一个意念就是：怎样把早已渗透到我们身体和血液中的意识形态语言、体制化语言的毒素，一点一点地从我的写作中清除出去。与此同时，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了“对话”这一概念的重要性。 金：为什么1990年代会发生这种变化？其机缘是什么？ 唐：一位诗人认为，1989年像一道分水岭，把我们的写作分为“之前的”和“之后的”。这也许有点绝对，但非如此似乎不足以指明其重要性。这里的“重要性”与其说是时间上的，不如说是心理上的；与其指事物本身，不如指它所导致的变化。曾经有过一段混乱以至空白期，那是一时的软弱和无助感所致；但很快我们就开始反思，反思所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对我们的写作，包括之前和之后的，到底意味着什么？后来我用一篇文章小结了当时的思考。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用一些新概念来描述我们所置身的历史语境，并借用哈维尔所谓“方便／不便”的说法，从日常生活和写作的双重角度，比较了它与以前的语境在社会文化形态／结构和策略／心理方面的异同。我不指望通过一篇数千字的论文完成一部专著才能完成的工作，而只希望经由一系列提纲挈领式的分析，突出坚持“正当的写作”——即在任何情况下都以精神自治为前提的写作——的必要性。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需要我和我的同代人，以至几代人不断学习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