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1—0097—08 一、从“看不懂的新文艺”说起 1937年6月13日，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238号上，梁实秋化名“絮如”，以一个中学教师的口气，发表了一封题为《看不懂的新文艺》的来信，指责“现在竟有一部分作家，走入了魔道，故意做出那种只有极少数人，也许竟会没有人能懂的诗与小品文”。在编者的后记中，胡适也对“絮如”的观点表示了支持。胡、梁二人的搭配出演，在当时的北平文坛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波澜，不仅有周作人、沈从文撰文为“看不懂的新文艺”辩护，就连“像老衲似的废名，激于义愤，亲找胡适，当面提出了强烈质问”。这场论争涉及的诸多问题，如现代诗学观念的演进、新诗阅读的困境、两代诗人的差异、乃至具体的文坛纠纷，后人已多有阐发。然而，在论争背后，似乎还有另一条线索较少被论及，那就是梁实秋对“中学教员”身份的冒用。从这一虚拟的身份出发，梁实秋向读者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所谓“看不懂的新文艺”，已不仅是新文学内部的问题，它的恶劣影响已波及下一代人（中学生）正当文学趣味的养成。正是因为“教育”层面的忧虑，他的责难也有了更充分的根据。 在新文学的发生与确立过程中，“教育”因素的介入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教育部规定国文教材改用国语，还是国文课本里选入新文学作品，都不仅在传播的层面扩张了新文学的影响，还以一种制度的方式，确立了它的历史合法性。如果说针对“看不懂”的责难，无非是新诗批评中常弹的“老调”，那么梁实秋的发难方式——暗中调动“教育”的潜在权威，倒是颇具独创性。“新文艺”的辩护者们，如周作人、沈从文，也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作出了各自的回应。尤其是沈从文，他不仅激烈地反驳梁实秋的观点，还将中学教员与新文学的隔膜，归咎于培养“中学教员”的大学在课程设置方面的疏忽，最后呼吁大学打破惯例，开放课程，接纳“至少有两个小时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①。在文章中，沈从文还提到新文学的发展过快，致使一些老前辈已“渐渐疏忽隔膜”了，矛头所指耐人寻味。身为“老前辈”的胡适或许受了一点刺激，在编辑后记中也不忘反讽一下：“现代文学不需顾虑大学校不注意，只须顾虑本身有无做大学研究对象的价值。”② 沈从文的呼吁与胡适的反诘，在某种程度上已偏离了争论的主线，勾连出了另一重背景：在30年代，“新文学”作为一种“研究对象”已进入了大学的课堂，与此相关，为了满足现代教育“知识生产”的需要，新文学史的写作也成为当时的一个“热潮”③。在这个背景下，“只须顾虑本身有无做大学研究对象的价值”一句，当然也是有所指向的：20年代末，沈从文正是因为胡适的推荐，才进入中国公学讲授新文学方面的课程，而他讲授的重点也是研究“价值”始终处于争议之中的新诗④；在这一场论争中，曾经找胡适当面理论的废名，此前也刚刚在北大的课堂上，进行了他对新诗的著名讲授⑤。对这些背景性因素的追溯，其实已使本文的中心话题浮现了出来：那就是在30年代的大学课堂上，新诗作为“新文艺”的代表是如何进入、又是如何被讲述的。 二、“要讲现代文艺，应该先讲新诗”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在现代社会中，“大学”不仅是一个知识传播与再生产的空间，也同时是一个知识的分类、筛选以及等级化的空间，大学的课程设置中就包含了特定的权力关系。因而，“新文学”在30年代被“大学课堂”接纳为研究对象，似乎也象征着新文学的历史价值，最终得到了某种认可，成为“高级”知识的一部分。对于这种“接纳”的程度，后人也难免会作乐观的估计。但事实上，在30年代“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新文学”即使已成为大学国文系里一句颇为时兴的口号，新文学在课程设置中的实际位置，并不十分理想。以清华大学国文系为例，新文学方面的课程开设，始于杨振声担任系主任的时期（1928—1930），不仅有朱自清自己主讲新文学研究，系主任杨振声也曾于1928年演讲过《新文学的将来》，并于次年客座燕京大学讲授“现代文学”。⑥ 然而，到了1933年，国文系的办学宗旨和教学目标发生了显著改变。新文学方面的课程虽仍保留在课表里，但重心已转向古典文学的研究，朱自清的“新文学研究”一课，也是终止于这一年。以至几年以后，喜好新文艺的学生王瑶就抱怨：大学一览里所列的七八十门课程中，虽然只有“新文学研究”和“习作”两门涉及“近代文学”，但也只是空留其名，“也有好几年没开班了”。⑦ 关于这一“变化”，相关的研究也只是交代了事实，而对于具体的过程则语焉不详⑧。 “新文学研究”在清华大学被打入冷宫，但毕竟开创了先河。与清华相比，北大国文系对“新文学”的接纳就晚了很多。虽然在30年代初，北大中国文学系制定的课表里已出现“新文艺试作”一课⑨，但它的性质仍属于“习作”练习，而非专门“研究”⑩，在北大国文系，全部课程分为共同必修科目、分组必修与选修科目、共同选修科目三类。三类课程内容有别、功能不同，在知识等级上自然也有所区分。“新文艺试作”就属于各专业可以自由选修的第三类，只有一个学分，位于学科等级的最末端（在课表中一般被排在最后）。可以参照的是，有关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史方面的课程，却列为第二类分组（文学）选修课，地位明显高于“新文艺”。(11) 1932年，废名由周作人推荐，担任北大国文系讲师，他所讲授的就是“新文艺试作”这门课。虽然在1935—1936年，废名在此课之外又开出“散文选读”课(12)，但多年来只承担一门“习作”，他作为教员在国文系中的影响力必然有限(13)。到了1936年下半年，情况似乎有所改变，在1936—1937年度国文系的课表上，赫然出现了“现代文艺”一科，其课程的规划相对完整。在作品“鉴赏”之外，还有“批评”和“研究”，这一点与“新文艺试作”的习作性质判然有别。与此相关的，此课被列入文学组选修课的行列，从第三类进入第二类，“新文学”在学科等级中的位置，稍有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