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7）01—0145—05 建国后“十七年”，中国主流文学作品是在革命话语体系内、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规范下，依托“革命战争”和“合作化运动”两大主题的展开，在历史的向度上追求着新中国谋求发展的宏大叙事。它们基本上固定了这样一种叙事模式：代表着社会发展趋势的先进力量在英雄人物的带领下，经历一番曲折，最终战胜了落后势力。这种创作模式的确立使得“十七年”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时代精神单纯的传声筒”。 从这一时期文学文本中所锁定的“旧社会将人变为鬼”、“新社会将鬼变成人”、“翻身”、“解放”这些语码来看，这一叙事模式是中国在新民主主义这一起点上现代性诉求的最直接表达。然而细读文本，我们却发现其现代性诉求是以抽象的社会本质力量的实现为目的论，而现代性所要求的“人的生成”却被忽略了。这致使“十七年”整个文学文本中“圆形人物”的缺失，造成了文学审美品格的残缺，也在深层次上悬搁了革命话语本身具有的现代性内涵。这一切可以说都是通过对“现实主义”的改造实现的。 一、“写灵魂”的受挫 建国初期，中国文艺思想界对胡风的现实主义文艺观进行了批判。胡风有关现实主义的诸多观点中，“主观战斗精神”说是被指认为“反现实主义”的一条重要依据。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学说将“锐敏的感受力”、“燃烧的热情”、“深邃的思想力量”看作是创作的源泉。他认为“对于对象的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在作为主体的作家这一面，同时也就是不断的自我扩张的过程，不断的自我斗争过程。在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里面，对象的生命被作家的精神世界所拥入，使作家扩张了自己，但在这‘拥入’的当中，作家的主观一定要主动地表现出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而对象也要主动地用它的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的或迎合或选择抵抗的作用，这就引起了深刻的自我斗争。经过了这样的自我斗争，作家才能够在历史要求的真实性上得到自我扩张，这是艺术创造的源泉。”[1]20 胡风的“主观精神”说虽然和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有些差异，但它对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并不具有颠覆性的冲击力，论者所追求的只是现实主义艺术形象的丰满、生动。在他看来，任何没有真正沉淀到作者情感深处、被作者充分感受的客体只是无意义的外在形式而已。因此，胡风的现实主义观便格外重视作家的主体，尤其关注作家的灵魂拥抱客体时激荡起的深刻变化。这也并不是胡风的创见，早在1920年代，鲁迅就提出了“写灵魂”、“以主观性介入现实主义创作”等与当时的“写实派”显然不一样的现实主义观。鲁迅极为推崇陀思妥也夫斯基在剖析人的灵魂时将“自己也加以精神苦刑”的做法，无论是他的《狂人日记》，还是《阿Q正传》、《在酒楼上》、《伤逝》等作品，都体现了这一现实主义观下的创作实绩，而这批作品在当时都受到了好评。 如果说鲁迅更多的是通过译介作品和自身的创作来呈现自己的现实主义观，那么胡风所做的是将这一观点理论形式化并应用于当时的批评实践中去。但胡风活动家的政治激情始终妨碍着他周延、系统、深入地阐述有关现实主义的理论问题。他对鲁迅现实主义观的发展，在于一方面他将之凝练化为“主观战斗精神”，另一方面他将鲁迅作品中展示的“现实的历史内容”解释为现实的最高层面。 鲁迅在和梁实秋、林语堂的论争中，言辞坚决地表达了他对文学阶级性的强调。但正如胡风评价他时所说的：“先生底搏战不用说是‘心照不宣’地和南方的革命怒潮互相呼应，然而，由于先生底从全民族生活底地盘在人类史上争生存、争进步的视野，也由于所谓‘新’文化阵营底某些队伍第一次用着显著的行动投向了反动势力底怀抱，他就不能不超过一时的‘政治的兴奋’而进现实生活底深处，而禁不住唱出了他的沉痛的哀歌。”[2]92 鲁迅的现实主义作品是对历史长河中沉积的一切奴役人的灵魂的文化传统的逼视。胡风对鲁迅的追随表现在他把揭示“精神奴役的创伤”作为现实历史的重要体现。他俩都一致地将打破中国民众的精神枷锁、争取人的自我觉醒作为创作的现实诉求。 “写灵魂”的现实主义观努力实践的是对“人的本质”的追寻，而不是对社会本质的把握，它指向人的精神自由的全面实现。作者以小说主人公的主体性作为他对现实人生进行理性审视的重要对象，将人精神上的受奴役、人的主体性的失落作为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的重要依据。人道主义是这种现实主义观的哲学基础，在审美倾向上，它更多地倾向于“审丑”，在对“丑”的冷峻解剖中显现作者理性人格的强大以及对构建强健、美好人格的渴望。即便是其塑造的英雄人物，这些人物也是在与内心灵魂搏斗中以非凡的理性力量超越着“自我”，在痛苦的蜕变中完成了“人”的改造。在这种现实主义观影响下的创作，是在人物人格的分裂、异化和对立中表达自己对人的现实处境的理解和对他们未来出路的思考。阶级对立在他们看来并不是人类社会本质上的矛盾，他们更关注由此而产生的人的精神内部的对抗。他们将人自身的精神自由看作是社会迈向现代性的最重要的指标。 建国初期对胡风文艺思想的严厉批判，不能不说也是文艺思想界对“写灵魂”这一派现实主义观的否定。建国初期文艺思想界倡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观，恰恰是片面强调了社会发展过程中阶级的对抗这一客观事实，抛弃了“写灵魂”这一派的现实主义观。这使得建国初期的现实主义创作在体现历史必然性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回避了历史与社会的转型对人物内心深层次结构的改变，也就回避了个体的复杂性造就的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和偶然性。最明显的就是在建国初期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一批作品中，农村青年村干部和富农的形象的塑造，他们作为英雄形象和落后形象，都贴满了所属阶级的标签，少有反映具体的社会经济环境、政治文化氛围对各自内心世界的影响，他们只是按照历史发展的必然指向完成着各自角色的历史使命。虽然表面上看它们是对“现实主义”所承载的书写迈向现代化的新中国这一目标任务的直接呼应，但在这些作品中历史的向度并不是在时空的坐标系中自然显现，历史实际上已被抽取了具体的丰富的内容，而成为抽象的概念。这些作品中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只是简单的叠加，使文学作品变为“斗争哲学”主题的直接演绎。这一时期，一批生动反映日常生活本身的小说，像《小巷深处》、《红豆》、《在悬崖边上》等，无一例外地受到批判。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发展趋向完全被革命斗争形势的要求操纵，人物失去了主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