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07）01—102—04 在对大量解放区小说的考察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其主题模式的定型化，归结起来就是“敌我斗争和人民内部先进落后斗争的模式”，“在斗争中人民舍弃旧我、换成新我的模式”[1]。主体在与外部环境抗争的同时，也必然伴随着心灵内部的风暴，“落后—改造”模式则鲜明地体现了革命意识形态的规范作用。在解放区特定语境下，“落后”是非对抗性矛盾状态下，人民群众内部流通的批评话语。“落后”与“反动”的区别，也正如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分，愚昧、迷信、保守、软弱、自私……等诸种“不良”表现都可以被归并到这个语词之下，毛泽东形象地把它称为“群众脑子里的敌人”：“解放区已有人民的新文化，但是还有广大的封建遗迹。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2] “封建遗迹”在小说中，则有着更为形象的反映： 我们的村子有二十几户人家，大小一百多口人。原是一个很落后的村子，卫生一点也不讲。村子里到处都是牲口粪，满年四季不打扫。人们天天都不洗手，不洗脸，吃着不干净的东西。婆姨养娃娃，到牲口圈里去养。什么时候得了病，就请神官马脚来治。人人都是封建迷信脑袋，像榆木疙瘩一样，三斧子五斧子劈不开。[3] 与“文盲、迷信、不卫生”对应的是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发展出的一套关于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理论。这种科技传统将现代性的发展指认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与潮流，民族国家的建立，也从属于这个现代化的系统工程。如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斗争，就是其内在矛盾的反映。作为后起的民族国家，中国的现代性之路开始于殖民主义时代，由此也注定了这种探寻本身就包含着抵抗殖民主义和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和历史内涵。但是，抵抗和批判并没有使中国摆脱现代性的逻辑，从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和发展的思考和设计中，不难看出其作为依托的现代性逻辑。[4] 解放区大力发展大众文化教育运动，就是试图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扫除文盲，传播劳动和生活的基本技能和知识。但与此同时，西方工具理性膨胀而价值理性匮乏的困境，也自然成为后发现代国家现代性实践中的迷惘与威胁，而百年来饱受外族侵略奴役的历史，也注定了本土的现代性冲动中始终伴随着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诉求。毛泽东构想中的“新中国”，不仅是一个能够在物质—技术层面与西方相抗衡的现代国家，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一套更为理想的伦理价值体系，恢复华夏民族往昔的光荣与梦想，在精神道德上超越西方。因此，在他那里，道德进步意义明显高于物质进步意义，比“文盲、迷信、不卫生”更堪忧虑的，是伦理的失控、私欲的膨胀、道德的沦丧。如果说物质文化层面的匮乏可以凭借现代技术手段加以弥补的话，那么精神道德的提升则必须启动一个更为复杂的教育改造体系。所以，当小说《肉体治疗和精神治疗》中一个试图剖腹自杀的“二流子”被送进医院时，作为医生的“我”敏锐地发现：“事实告诉我，病人不仅有着肉体的痛苦，更重要的是，还是精神上的痛苦；医药的治疗在这样情形下是不能起完全的作用的。”[5] 在“落后—改造”模式中，主人公所面临的“敌人”是抽象的，被指认为某种与“正确”的观念意识或道德伦理原则相背离的“错误”的思想和行为。落后人物身后都有一个沉重的历史“尾巴”：他们或者是被“解放”过来的俘虏，在“只会欺侮百姓”的军队里沾染了旧的习气，如《马少清和他的连长》（王啸平）中的马少清、《无敌三勇士》（刘白羽）中的赵小义；或者是既当不好手艺人又吃不下苦种地、进而赌博偷盗的浪荡子，像《土地的儿子》（柳青）中的李老三；或者因为日本鬼子占领后“遍地兴开吸大烟”而染上了毒瘾，挥光荡尽后一蹶不振，如《由鬼变人》（袁毓明）中的刘小七……而追溯历史则是为了完成对历史的控诉。通过主人公的贫苦身世和辛酸血泪史，说明“落后”不是出于主体的本性本心，而是外部环境的迫害和不良影响导致的：如被称为“狗屎”、“老油条”的战士马少清家贫无依，小小年纪就被送到店铺做了学徒，受尽老板的虐待，也“养成了会调皮、好捣蛋的脾气”[6]；开小差的战士尤贵生“原是一个不幸的人，幼时受继母虐待，后来因为荒年又被卖给另外一家人，后来逃出家庭，做长工，做短工，流浪。他继母打得他很厉害，因为他偷东西”[7]；而二流子王四“年青青的，才二十五岁，旧社会给他染下一身坏习气，吃喝嫖赌，敲诈偷骗，样样都来。”[8] 由此，“落后”就被诠释为外在于主体自我的“他者”，是剥削阶级“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借用毛泽东形象化的说法就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 落后人物的阶级成分非常重要，无论劣迹有多么严重，只要拥有一个纯正的出身，就能获得同情、帮助以及最后的救赎，而阶级属性复杂暧昧的对象，就没有这么幸运。《秋收时节》（方纪）中，土改使主人公小立妈，一个出地户户主处处感到不舒服，为了失去的土地痛哭流涕。“我”起初表示同情，可一旦知道她“绝不是上升的中农，很可能是下降的富裕中农，甚至旧式富农”时，“于是立刻，我对她的同情心完全消失了。我冷淡地看着她，一声不响”[9]。《田寡妇看瓜》（赵树理）中的两个主角都可谓是“落后”人物：“最爱偷人”的贫农秋生和“最怕人偷”的中农田寡妇。无产者因穷而偷，小生产者则是因弱而怕——饥荒岁月里的半亩南瓜，投射出两个阶层的无奈和尴尬。土改后穷人经济翻身，率先转变的秋生主动邀请田寡妇去担自家的南瓜，而谨慎多疑的女主人公则是在事实面前才终于打消了顾虑，这一前一后中，也就自然有了“觉悟”的优劣高下之分。 变革过程中农村阶级形势的复杂以及基层政权的建设问题也涉及到“落后—改造”的主题。赵树理的一系列小说都探讨到了这类问题。《邪不压正》中，流氓无产者小旦和带有浓厚小农意识的共产党员小昌勾结起来，利用群众尚未发动之机，打击中农，压制和损害贫农，把革命引向了营私舞弊的“邪”路；《李有才板话》中长期占据着村长要职的地主阎恒元，尽管在革命深入后退到了后台，但依然通过亲族、爪牙把持政权，继续对村民实施隐蔽的奴役和压迫。在他的拉拢腐蚀下，老槐树下小字辈的贫苦农民小元，也从反抗压迫的积极分子，蜕化为“逼着邻居当奴才”的官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