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7）01—0156—03 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果从《新青年》杂志的创刊算起，至今已跨过九十个年头。这场文化运动，其实质是要在民国已经建立、政权却落入军阀之手的新历史条件下，积极介绍西方近代进步思潮，进一步推动国民觉醒，促进传统文化的承传、革新、发展，使之符合中华民族的现代需要。主编陈独秀在创刊号发表的《敬告青年》中，向中国青年提出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点希望，其中已经隐含了后来叫做“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的两项纲领性主张。正如当时的“德先生”实际上包括了反专制的人权、平等、自由、博爱以及个体本位观念等相当宽泛的内容，当时的“赛先生”也已不仅指自然科学和先进技术，而且还包括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以及科学的方法论和科学的怀疑精神等诸多内涵。所有这些，实际上都为开展新的国学研究准备了条件。 《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从第二期起，就连续刊载了易白沙评述墨家的长文《述墨》三章（《墨学之起源》《墨子》《墨经》），还连载了同一作者的《孔子平议》（上）（下），可以说，这些都体现了作者试图用新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国学所作的努力。在《述墨》中，易白沙对墨家作了很高评价，认为“其学勇于救国，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精于制器，善于治守，以寡少之众，保弱小之邦，虽大国莫能破焉”。在《孔子平议》中，作者以有理有据、较为平实的态度对孔子进行了历史分析，并提出自己在文化上的理想是兼取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二者之长：“以东方之古文明，与西土之新思想，行正式结婚礼。”吴虞的《读〈荀子〉书后》《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或许也可作为新的国学研究的一家之言看待。至于《新青年》的其他同仁如鲁迅、胡适等，则取得了更为重要、更为出色的成果。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首次在一个“自来无史”的领域，破天荒地创建了至今在史识与审美见解上仍无人能够超越的业绩。胡适的小说考证与《中国哲学史》，也在《新国学》史上有筚路蓝缕之功。顾颉刚的怀疑精神虽然有时走过了头，但他“无征不信”的原则以及在古史辨上所做出的一些成绩，依然值得肯定。在《新青年》影响和推动之下，郭沫若1921年就写了《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一文，不但评价了王阳明，还充分肯定孔子和早期儒家的历史作用。我认为，这些都应该说是“新国学”早期的业绩和成就。 这也启示和告诉我们，从清末和“五四”前夕起，国学实际上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几千年的老传统，还有一个是近百年来形成的新传统。这后一个传统，是在引进西方近代进步思潮并且与中国本土文化逐渐磨合的过程中出现的。它的最大特点是充分重视科学、理性，要求将一切事物放到科学和理性的审判台前重新接受检验。国学的老传统内涵异常丰富，有的部分科学性非常高（例如乾嘉学派），但是有的部分经验主义比较多，不够精密，有时还夹杂着迷信的成分。经过几十年、近几百年的演变，如今老传统本身已发生很大变化，连考古在内，许多方面已用上最现代的技术（包括用碳14测定年代），尽管还很不平衡。新传统也与本土文化有了更好的结合，摆脱了最初的比较幼稚的状态。这两个传统应该是能够融合的。然而至今仍然未能融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存在着对新传统——即“新国学”的很大误解。 在一些学者心目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靠所谓“打倒孔家店”、“全盘反传统”起家的。特别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林毓生教授的著作《中国意识的危机》在上世纪80年代被翻译成中文，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后，不少人都受到这种看法的影响。林毓生教授在这本书中认为：“文革”的所作所为，都是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没有“五四”就没有后来的“文革”，这两个运动都是以“全盘反传统”为特点的。有的文学史教材还把这种看法写到了书中。这大概就是王富仁先生上次会上所说“感到很大压力”乃至仿佛“有‘原罪’感”的原因。 对于王富仁先生提出的“新国学”口号，我是很能理解并且赞成和支持的。我认为“新国学”早已是现实的存在。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革新国学，使国学符合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需要，这是推动中国文化学术前进的做法，它的良好效果已经被现实所证明。不过，我主张对现在的“国学”和海内外的“新儒学”等思潮，要实行两条：一要给予理解，二要从历史实际出发，廓清人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种种误解。之所以首先要给予理解，是因为建国以来较长时间里实行厚今薄古的方针，这对研究传统文化、研究国学的人来说，压力也是够大的。比方说，大学中文系里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课程时间的比例，最厉害时达到1∶1，甚至现代文学还稍多些。几千年同几十年相比，居然是1∶1，这难道不荒唐吗？当然，要说那个时代的现当代文学受到重视，也是不对的，那只能说是一种违反学术原则的利用、歪曲甚至篡改而已，其实这个学科自身也处于畸形的状态，不可能得到正常的发展。然而，古代文学方面、国学方面既然在长时间中受到更大的压抑，反弹一下也应给予理解。其次，我认为也要根据历史实际，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讲明事实真相，廓清种种误解，得出在学术上永远推不倒的结论。作为例子，我想在这里集中澄清一下林毓生先生所说的“文革”受“五四”“全盘反传统”的影响，没有“五四”就没有后来的“文革”这种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