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下报告文学生存的社会与人文生态 2006年，在中国当代政治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文革”结束30年、改革开放30年、新时期文学30年。30年，“弹指一挥间”，从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来观之，它的时长确实显得微不足道。但要论变迁之剧烈、对比之强烈，则这30年足以彪炳千秋。因此，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回溯、反思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祈望、规划文学的未来，无疑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当下报告文学生存的社会与人文生态如何？报告文学的状态究竟怎样？这无疑是报告文学的创作者与研究者共同关心的问题。谈到“当下”，我们就不能不涉及“新时期文学”的概念，如果仅仅做粗线条的划分，“新时期文学30年”似可以视为一个整体，但事实上，这其间的内涵差异很大，据此，我们就不难理解90年代初中期，张颐武、王蒙等人将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的文学走向划分成“前新时期”、“新时期”和“后新时期”这样三个阶段的缘由。现在，21世纪已历经六个年头，“新世纪文学”的说法又见诸文坛，我们权且将其看作是“后新时期”的自然延续。因此，将“当下”文学与90年代以来文学的进程视为一个与80年代有区别的整体，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总体来看，自上世纪90年代以降，报告文学生存的社会与人文生态环境已大不同于80年代。这种生态对于文学，进而对报告文学而言，其有益性和亲和度都远逊于80年代。 从社会生态来讲，80年代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场革命，即对内变革日趋僵化保守、以致使经济濒于崩溃边缘的、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对外以“学习外国先进的管理经验”为理念、以“引进外资”为形式的向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以期追赶西方进而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这场革命由经济领域始，迅速波及至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这中间，“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意识形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90年代至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农庄村舍向城市化，传统道德向现代伦理的转型初具规模。但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幅员广阔、其社会经济之转型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的梯级状态，即后工业文明及其由此形成的后现代社会、工业文明及其由此形成的工业社会和前工业文明及其由此形成的农业社会等三种形态在同一时空中并置。从集权到分权，从计划到市场，意识形态由唯一到多向，思维和生活方式由单一到多元，伦理道德观念由谨严到宽松。总之，若论社会形态之复杂，经济发展之活跃，与全球资本、与海洋文明联系之密切，当下之情状，中国任何历史王朝无一可比。 从人文生态来看，80年代包括文学在内的思想文化值得我们怀念，它使得人文知识分子成为整个社会生活话语权力的重要一极，文学是社会文化生活的明星和政治清浊与否的晴雨表。文学的复兴、文学的狂飙突进都尽在其中。这样的景象，正如陈平原所言“80年代没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几乎每个学者都有明显的公共关怀。独立的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超越学科背景的表述，……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像‘五四’时期的青年，集合在民主、科学、自由、独立等宽泛而模糊的旗帜下，共同从事先辈未竟的启蒙事业。”“就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一种开放的胸襟，既面对本土，也面对西方，还有就是有很明确的社会关怀与问题意识。”① 而90年代至今，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特征的思想家逐渐让位于掌握着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专门知识的学问家，“社会科学的兴起，使得人文学者那种理想主义的、文人气很浓的、比较空疏的表达，受到了压抑。……80年代那种活跃的文化氛围，以及相对开放的活动空间，都已经不存在了，你还坚持那套启蒙话语，甚至‘广场语言’，政府不允许，学界也不认可。……对于当下的中国，80年代学者更多地持批判立场，而90年代则讲究介入与协调。……人文学者注重精神性，坚守自家的信仰与立场，甚至不惜当一个‘永远的反对派’；社会科学家不是这样，更愿意采取建设者的姿态，注重现实性与可操作性……”② 从90年代风靡全国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到近年由张炜《精神的背景》一文指斥当下社会精神“沙化”所引发的文学创作与当下精神背景的争议，无不透露出理想、人文和精神的式微。有学者甚至指出，新世纪文化的表征就是文学“不再是社会的焦点，也不复承载它的巨大的使命。……这个变化其实正是提出了有关‘新文学’的终结的问题。五四‘新文学’现代性的一个方面，启蒙和救亡的话语已经和现实脱节而失掉了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所谓‘纯文学’的追求也变成了一种超验而唯美的话语。”③ 我们当然可以对终结新文学之类的惊人之语保持自己应有的判断，但这样的声音的发出，是在提醒人们当下人文生态的严峻。 在此与文学的亲和力及其有益性渐行渐远的生态中，我们完全可以切身地感受到报告文学的危境：首先，技术思维或曰技术理性、工程意识几乎统摄着社会的主流生活，统摄着包括文学在内的意识形态，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文学教育、文学传播体制、文学评价体系等无不受其钳制。其次，政治、法律、社会学、人类文化学、心理学、传播学等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的日益成熟，使80年代一度由报告文学作家充当上述学科代言人并在最能显示其话语权力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中的“无冕之王”的角色越来越淡化，甚至变得无足轻重。第三，报告文学一方面在近30年里由“附庸蔚成大国”，成为与小说、诗歌等主流文体并驾齐驱的文学劲旅，成为任何国家级重要奖项都不能忽视的文学大军：另一方面，这一文体又在七十余年的进程中不断受到轻视、漠视、质疑和否定，近几年宣称其“恐龙已死”、“日薄西山”、“声名狼藉”的声音不绝于耳。第四，以网络和电视为代表的视觉文化对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文学整体的冲击愈演愈烈，以至“始终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即文学更多的是印刷文化和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正如游吟诗人的诗歌和英雄史诗是部落口语社会的产物一样……显而易见，它将在电子时代消失，或者萎缩为一种纯粹的礼仪角色，也许就像京剧那样的东西。”④ 这种冲击的一大后果就是报告文学通过印刷媒介进行传播的区域日渐萎缩，而其更为广泛的传播则严重地依赖于被改编成电视剧。当报告文学经由印刷媒体至视觉媒体的转换之后，尽管突出了影像的“写实”，但其原本通过非叙事性话语表达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作观察、评析、反思甚至批判见长的文体个性将模糊、淡化以至丧失，最终演变成以声像展示和休闲娱乐为主打的大众文化形式。更有甚者，近几年来受到受众热捧的“新闻调查”，“共同关注”类电视深度报道节目由央视到各省市地方台蜂拥而起，与报告文学争夺领地的气势咄咄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