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引：世界历史之中的文坛何为 试图概括一个年度的文学关键现象无疑是一件不可能的举措，当然也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2006年，世界历史并不平静，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惊人之处。对于中国现实来说，与1949、1969、1979、1989、1992、1997、1999等年份相比较，它显然没有什么不平凡的大事件。比起2000年以来的年份，它也显得更平淡无奇。只是，2006年，大自然的灾害离人类越来越近，我是说那种威胁感，那些很带有实质性的逼迫。不再是一起接着一起，而是说有一种整体感的灾害，不断向人类逼近。气候的倒错无非是先兆。今年夏天，北京的雨水比往年多了不止一倍，北京人可能庆幸没有遭遇往年的酷热；但南方一阵接一阵的台风，先是珍珠，随后是碧利斯、格美、派比安、桑美……排着队来。这些来自太平洋的强大气流，让人觉得大自然带着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仇恨和报复来给人类施压。欧洲的气候也在倒错，40度的高温袭击了西欧，这让欧洲人更加恐慌。据说目前世界上的二氧化碳排放中的40％来自中国，中国的发展让世界经济如火如荼，但也免不了要被加上污染环境的恶名。 2006年的国际政治算是风云变幻，有惊有恐。伊拉克和巴以的三天两头的人肉炸弹已经不再算惊奇了，朝鲜试射导弹，接着是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火箭炮，以色列与真主党算是干上了。8月10日伦敦查出伊斯兰激进分子准备在伦敦西斯罗机场炸它20架飞机。一段时间英国举国上下乱成一团，看来“9·11”很可能会重演。都说进入21世纪人类文明进步了不少，看来并非如此，人类的相互仇恨和杀戮还是有增无减。这种末日感到来之际不知道作为人类个体我们应该如何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最为热闹的景观，对于华人世界，莫过于台湾陈水扁的反腐案，施明德的红军静坐示威，也创演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新的剧情。进入秋季，国际油价开始从高处下挫，这对于国际经济或许是件好事，中国的股市一改五年的颓势，开始节节攀升，但它可能也逃脱不了中国经济事件的怪圈，那就是任何事情都会有好的开始，却以不可收拾的残局告终。哪天开始下跌，又不知套住多少股民，使多少人血本无归，使多少机构分崩离析。 2006年最热的文化／文学现象可能莫过于博客，当然是新浪博客最为火暴。当今时代的写作圣手居然是一个演员和两个小小少年，这不知是对写作、对文字、对文学的最大鼓励还是最无情的嘲弄。看看网上一天到晚的八卦和汹涌的漫骂，真让人疑心信心是否可以从天上掉下来。2006年的中国文坛虽然不像自然界那样风云涌动，气候暴劣，但还是有些小打小闹热火朝天。先是“韩白之争”，还有余秋雨的修辞问题，图书市场上卖得火的就是“刘心武说《红楼梦》”，央视炒得火暴的是易中天“品三国”，尔后是“章子怡孔子事件”，后来又在闹“青春写作旅”。当然，关于“梨花体”、“口水诗”，北京中关村第三极的诗朗诵裸体现场，动静也不小……这些事件、现场、动作、吵闹、雷声大，雨点也不小，但折腾过后，还会有其他事件接着来，像台风一样，没完没了。现在就生活在台风袭击的时代，平静不得。或许有媒体就平静不了，无风都要起三尺浪。真就应了《哈姆莱特》那句话，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生还是死？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这本书中再三引用这句话，来描述现在的国际社会。这句话无疑也适合于描述当下中国的文坛。真就是“生还是死”？也真就是应了幽灵式的感应，叶匡正提出“文学死了”，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其实这一命题并无惊人之处，60年代西方早有苏珊·桑塔格、约翰·巴思、马塞尔姆等人发出“小说已死”的绝望呼号，那是说小说这种形式再也不能花样翻新，实验小说也走到尽头了。但这样的“死”并不是说小说或者文学这种文化类型或形式不可能再存在，而是它不可能再有变化，再有大的变革和翻新。就如“历史终结”的命题一样，“终结”不是死去的“结束”，而是说不可能再有什么新的可能性出现。人类历史就这样发展下去。小说或文学的死亡，也只能当成这样来理解，不是说它死去，完蛋了，而是说它不会再有多少新的变化，大的革命式的翻新。 文坛现在是由热闹的事件、现场构成，网络终于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信息平台，一个无限自由、民主而又混乱不堪的超级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又数博客最为风光，它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虚拟空间，作为提升文学写作和信息交流的一个自由场所，它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它也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当代自恋主义文化。在某些时候，它还是一个文化恐怖主义模拟训练的庞大基地，这是一场模拟的革命暴动，虚构的杀戮，自我的强大，想象的辉煌……真不知弗洛伊德的弟子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和想象性的宣泄这一理论是否可靠，如果不可靠那就麻烦大了。是否有可能是另一个反面，不断模拟的仇恨训练，不断重复的暴力想象，不断加码的变态……那就不堪设想了。 在这样的场景之内，文学再也难以找到一种可供归纳的主题，仿佛什么思想、主题与那样盛大狂热的现场相比都相形见绌，自惭形秽。还有什么可说的？还要思考吗？不是上帝在发笑，而是网民在发笑。在这个时代，网民不就是上帝吗？ 在这样的场景之外，我们自然想去读解一些热烈的现象，也去关注一些看似平静实则有意味的现象。或许我们只是感到平常和一种平静，一种超现实的温和而内在的感动。我相信，文学这一方天地，是当今最平静单纯的了。还是让我们谈谈平静吧，这里选取的几个视角，如果不是盲人摸象，也就当作浮出2006年的几个侧面，去折射更为广大的文坛。 （陈晓明） 重回八十年代：必要的激情补充 事实上，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重回”、“重返”或“追寻”并非始自2006年，随着八十年代那个满载“光荣与梦想”的时代渐行渐远，对它的热情回忆就未曾间断，只是在近些年它逐渐演变为一种风尚，比如《新京报》从2003年起便开设了“80年代专题访谈”，并于新近结集出版（《追寻80年代》，2006年12月版）；2004年广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也出版了由旷晨、潘良编著的《我们的八十年代》。而三联书店在2006年中推出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可以说是正当其时，它的热销无疑对这一潮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稍后不久，甘阳主编的《八十年代文化意识》（原名《中国当代文化意识》，1989年在香港出版）时隔十数年在中国内地正式发行。而几乎同时期，一些回忆八十年代的文章在不同的报刊上登载，使“重回八十年代”成为这一年度的文化热点之一。 《八十年代访谈录》以文化为中心，精心挑选的访谈者，阿城、陈丹青、陈平原、甘阳、李陀、栗宪庭、刘索拉、田壮壮等，均是八十年代国内文化界的风云人物，至今仍是各自领域的中流砥柱，北岛、崔健等人更是那个时代的“文化英雄”。本年度其他关于八十年代的文章或出版物也基本上是以“文化”为名，例如黄平、姚洋和韩毓海三人的对谈《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脉象》（《天涯》2006年第3、4期）；又例如《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的编者在再版前言里说“八十年代堪称是最后的‘文化人时代’”。这些“重回”者们尽管立场不一，但却是基于一种“共名”的感受或想象：“八十年代”是一个文化（人）的时代。然而，这种文化人的精英意识也遭到了一些质疑。如李陀在《另一种八十年代》（载《读书》2006年第10期）一文中所指出的，这种精英意识可能造成一种遮蔽，遮蔽了对另一些人群来说并非如此的“八十年代”。另外一种比较特别的“重回”方式来自上海文人吴亮的《八十年代琐记》系列（载《书城》2006年第8、9、10期），作者不仅提供了北京之外的“八十年代”图景，而且以一种极端个人化的表述唤回了散落在八十年代的这“一次”、“那一次”的经历，一些虽然打上鲜明时代烙印，却极为活泼生动有趣的个人琐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