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06）04—0090—07 初版于20世纪60年代的《里程碑》① 和《无花果》② 为回忆与记录日据时期台湾知识者生存挣扎及精神困惑的有代表性的自传体文本；作者张深切和吴浊流作为同时代人不但有着相同的殖民社会生活体验和相似的教育背景，而且均拥有中日民族冲突激化时期的大陆经验，这使两部文本呈现出较高的同质性；它们均涉及殖民社会及战争状态下的民族冲突及国家认同问题，《无花果》并将这一问题导致的困惑延续到战后初期；在时间上共同完成了较为完整的对战争及冲突过程的回顾；空间上亦涉及台湾、大陆和日本，③ 以及从台湾立场出发对三者复杂纠葛的观照。主人公在民族外部和内部双重冲突中的不断寻找与“突围”也具有共同的精神特质，甚至其感怀抒情的方式也相类似：他们寄情咏怀的旧体诗均频频出现在文本中，其功能也基本相同。鉴于此，它们可以被当作殖民时代台湾人，特别是知识者上下求索的精神历程的代言者。④ 它们对历史的记忆既是认识殖民时代的钥匙， 也可能成为民族问题的资源被后人重新解读；探索其中共同呈现的矛盾和困惑，以及民族意识的生成与变化，或可为民族问题的纠葛作出某种说明。 一 张深切曾明确表示：“笔者写作本书的目的有二：一是欲使读者明了台湾的民众，在日据时代经过了什么历程，我们怎样对付日本统治者，又日本统治者怎样对待过我们。其次是希望读者多了解台湾的实际情形和性格，认识台湾离开祖国五十余年，此间所受的政治教育，非独和大陆同胞完全不同，就是语言、风俗、习惯等，都有相当的变化，连思考方法和感受性也不大一样了。我们如果不作速设法弥补，促使双方接近，我恐将来这微小的裂痕，会越离越开的。”⑤ 暂且不论其结论的预见性，张深切所要强调的一是殖民社会的民族矛盾，一是近现代台湾与大陆不同的历史命运。由于这种独特的命运源于民族冲突和与冲突相伴的现代化进程，民族意识的复杂面向就成了探究这段历史特质的重要切入点。 两部自传文本均讲述了主人公一代人所认知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冲突。他们都从父祖辈那里承续了自身的民族印记，萌生了出自血缘和传统的汉民族意识。《里程碑》开篇以余清芳抗日和父辈在其间的经历为记忆的起点；《无花果》也以“听祖父述说抗日故事”开始，⑥ 民族冲突成为贯穿始终的中心议题，民族意识在冲突中被激发的历程也与主人公的人生历程相重合。这种民族意识源于汉民族的文化优越感，而优越感由传统和记忆构成：民国前，“除科学和武器外，不论是衣食住，或风俗习惯，以至于伦理观念，台湾人还瞧不起日本人，这是使台湾人不服日本人的最大原因：中国文化的遗产，使台湾人保持着自尊心和骄傲。”⑦ “台湾人以为自己是汉民族而比日本人的文化高，于是在潜意识中做了精神上的竞争。”⑧ 因此，虽然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如民族自决意识已经在吴浊流、张深切成长的时代为台湾知识者所认知，⑨ 前现代时期早已形成的汉民族不受异族统治的观念仍在民族意识的构成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余清芳抗日以“大明”为号；“台湾人的脑子里，有自己的国家。那就是明朝——汉族之国，这就是台湾人的祖国。”“台湾人的祖国之爱，所爱的绝不是清朝。清朝是满洲人的国，不是汉人的国，甲午战争是满洲人和日本作战遭到失败，并不是汉人的战败。……台湾人的心底，存在着‘汉’这个美丽而又伟大的祖国。”⑩ 吴浊流以反抗异族统治将反清和抗日相等同，把历史和现实相连接，使历史记忆成为民族意识的来源。由于不承认清朝是祖国，吴浊流所认可的民族传统即需要到历史的更深处去寻找，他心目中的祖国可能更加观念化，想象程度更高。(11) 张深切虽然也将反满抗日相提并论，但对传统的记忆显然增加了一些内容。清朝的辫子本是异族统治的印记，可是在新的异族统治面前，它又转化为传统和汉民族的标记：“在要剃发当儿，我们一家人都哭了。跪在祖先神位前，痛哭流涕，忏悔子孙不肖，未能尽节，今且剃头受日本教育，权做日本国民，但愿将来逐出了日本鬼子，再留发以报祖宗之灵。”(12) 他的外祖父则抵死反抗剪辫，终于获得赦免，“以这为终身的得意”。这表明汉民族早已接受了清帝国对自己国民身份的确定，剪掉辫子意味着改变身份和背叛传统，这个传统已经吸收了历史上异民族的文化成分，即在中华民族的更高层次上，“构成这个‘民族’的不同部分、不同地区和不同地方的传统，也都会被收编为全民族的传统，就算其中的某些成员至今仍是世仇，他们早年的恩恩怨怨，也都会在更高层次的民族主义协调下，达成最终的和解。”(13) 同时张深切已经意识到民族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复杂关系，前述剪辫子发生于清廷灭亡、民国建立之后，台湾人意识到维新“才能够跟得上时代潮流”，然而“我们为要反对日本，一切的一切都要反对，连禁止裹脚、吃鸦片、留辫子都要反对。这以现代的眼光看，也许是幼稚可笑，但在当时，我们为要保持‘国粹’，民族精神，却是很认真、很坚决的。”(14) 即当整个民族一致对外时，那些被民族内部精英视为阻碍发展的落后因素也会被当作民族表征而得到捍卫，生存和发展可能成为知识者的两难境遇，文化传统带来的优越感可能在“现代”面前被削弱，被殖民者的现代化必然会面临来自内部的压力。 民族意识还源于冲突下被压迫者对自身处境的感知。直到张深切遭遇日本教官的毒打和被斥为“清国奴”以前，他虽然“在一位儒教徒，和一位典型的泛神教徒的养育之下，成了一位典型的中国人。在异民族日本的统治下，……幼年期的生活，身穿中国衣服，嘴吃中国菜，口说中国话——闽南话，形神是十足的‘支那人’，决不能说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15) 但由于个人尚未具有明显的民族冲突的记忆，他与生俱来的民族印记并未得到提醒，甚至在日本教育下被渐渐淡忘：“进入小学校以后，过不了半年，不仅在外观上看不出我不是日本人，就心理方面来说，我和日本人也似乎没有两样，所谓民族意识已不存在于我的脑里了。 ”(16) 然而冲突导致的损害促使他寻找解释，“支那人”和“清国奴”的身份被再次唤醒：“打我的剑，叫醒了我的民族意识，指点我‘你是亡国奴’，亡国奴无论有多大的本领，或出类拔萃的学识，都是没有用。亡国奴不该和有国家的国民平等，奴隶不该和主人平等。”(17) 民族意识由沉睡到被唤醒，昭示主人公的成长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里程碑》主人公多次坚定地表白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这个民族主义者正是由殖民社会的民族冲突所造就的。诚如张深切自己所言：“也许国家民族思想，是由于国家民族对立而产生的观念，撤销了对立，自没有差别的意识，没有了差别的意识，自然不能有对立的思想。”(18) 《无花果》主人公也在具体冲突中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被殖民处境，无论是日本人和台湾人在薪酬上的不平等，还是日台之间异性交往受到干涉，以及无端遭受日本视学的侮辱，处处都在突显被殖民者无可逃遁的被压抑地位。在民族对立的客观情境下，双方都会把冲突归结为民族问题，因为这是最有力的解释方式。殖民者通过对被殖民者身份的提醒宣示自己的优越地位和压迫行为的合理性；被殖民者则在提醒中彻底放弃对殖民者的幻想，认清自身被奴役的处境，从而强化民族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