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而下的制度化开会仪式是中国特有的政治运作模式。在当代中国，几乎所有的重大变化都是通过开会发生的。在主流媒介的配合与强力宣传之下，实现会议与社会的互动，让会议引导着社会的行为、思想和情感的制度化。会议不断凝聚着社会的观念和情绪，重新塑造理解社会变化的叙述眼光和意义结构。会议本身就是一种集体组织方式、代表大会又是现代议会政治的产物。对文学而言，会议是文学运动的重要形式，每隔几年就召开一次的“文代会”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性质和组织特征，它是为了传达和贯彻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政策，统一认识和思想，布置当前任务，制定未来一定时期的文学规划，矫正过去工作的失误和错误的主要手段形式①。于是，会议成为文学秩序调整和转换的标志，成为了国家和政党对文学展开叙事的一种方式。 由于会议本身具有的政治仪式性质，它所建立的是文学共同遵守的规则和规范，在学习、批评、斗争和实践的互动过程中，整合了文学资源，建立了文学共同体。它主要借助于文学意义和秩序的话语建构，让文学工作者高度认同会议精神，领悟和理解会议主办者的意图，直至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贯彻执行其有关政策和规定。在一般的文学活动中，文学总是带有个人性的活动，文学作家、文学编辑、文学批评家有着各自不同的兴奋点和关注焦点，并常以个体方式参与对社会的理解、想象和设计。要把各自不同的个体欲望集中在相同的目标和对象上，这就需要进行社会意识的整合，需要实现思想的共振和行为的互动。文学会议就不失为一种便捷而有效的方式。 会议的召开都有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但就具体的会议而言，则有一定的“导演”性质。会议的议程如同戏剧的“脚本”在开会前早已被编排好了，会议的召开不过是把“脚本”转化为一种演出情境，把预设变成一种现场的互动。会议最后被凝结成一种会议“精神”，被传达到会场之外，很快就成为了社会的主导话语，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和文件也下发到社会各单位，成为一种政策和规定。这样，会议就建构起了社会的情感态度和思想认知，实现了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和解释，并最终成为人们认识社会的先在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它帮助并代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显然也限制了人们对社会认识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尤其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里，主流识形态借助于会议不断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认知方式，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会议是社会现实的浓缩，也是造成对现实意识的遮蔽。当人们完全按照会议所描述的认知方式和精神结构去理解社会现实的时候，社会变成了会议设计的社会，现实也成了虚拟而狭窄的现实，一种被意识形态化的现实。作为个体的文学作者和批评家表面上觉得自己是独立的，可以直接、自由地认识现实，但实际上，他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早已由社会意识形态确定了，他的认识在感觉上成了自己的，实际上却是他人的、社会的，这也是社会的被意识形态化过程。只不过，会议在这一过程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当代文学政策的调整、文学秩序的转换也体现了这样的意识形态化过程，也主要是在文学会议中去实现和完成的。 当代文学的会议形式多种多样，有定期召开的“文代会”，有讨论某个问题的专门性会议，有作家作品讨论会，还有全国性的宣传工作会议。每一次会议都有不同的目的、意图和内容，也传达和调整了不同的文艺政策和方针。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目的是为了调和矛盾，整合利益，规划未来，建立社会主义文学新秩序。1949年前后，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作家出现了“南下”与“北上”的不同趋势。胡适、梁实秋、苏雪林、张爱玲、纪弦、曹聚仁和林海音等人先后“南下”，而更多的作家则怀着对新政权的信任和对新社会的向往，纷纷“北上”，云集也被确定为未来首都的北平。于是，文学界就有了各种期望，也有了不同的利益和矛盾，隐含着多种可能性，尤其是解放区文学需要建立自己的领导地位，而来自国统区、沦陷区的文学工作者又需要建立意识形态的认知框架。而当时的文学还是一个没有共同文学观的“文学界”——没有共同的文学眼光，没有一致的文学利益，也没有统一的文学秩序。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特点主要还不是适应世界，而是建构和改造世界。第一次文代会第一次建构了当代文学体制。会议于1949年7月2日至19日召开，它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和新生政权与文学艺术家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的主、客体关系，并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为新中国文艺的方向。从五四前后和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战中的早期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通过思想倡导方式对文学实践的积极介入，途经30年代“左联”对文学实行的“组织化”探索，到了40年代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依托于区域政权而加强了对文学的领导。第一次文代会，中国共产党对文学领域实现了全国范围的全面介入，借助于“国家”形态完成对文学的全面领导，它制订和颁布了文艺方针和文学政策，建立了文学的机构组织，从此，整个中国的文学实践便被完全纳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社会实践之中，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汇集的场所。政党和国家积极利用一切社会资源和力量对文学提出了各种政治要求和政策规定，对文学实行了坚强的领导和有计划的管理。 文学会议的“报告”和“讲话”是文艺的政策性表述，它往往是中央领导人或权威人士代表政党意志向与会人员和社会传送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代表国家实施对文学的规范和控制的重要措施和方法。它既不是由个人起草，而有集体性质，更不可能全是报告人个人意志的表达，而是政治权威话语的公开宣布，其权威性和威慑力不容置疑，不可抗拒。在会议召开之前，由谁来起草“报告”也是有讲究的。比如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前夕，决定由冯雪峰起草大会报告，冯雪峰在草稿里准备列举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存在的严重问题，如“奉命体验生活”、“奉命写作”、“赶任务”、“写政策”，作家的创作能动性“被剥夺了”，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管制”。但这个草稿在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胡乔木主持，周扬、邵荃麟、袁水拍、冯雪峰参加的讨论上被否决掉了，文代会报告只好改由他人起草②。由此可见，文学的会议报告并不完全是个人的真知灼见，它不是理性化的学术论文，也不是个人的心得体会，而是一种政治意识、国家和政党意志的文艺表述。
